我开始收拾我的东西，把她织的毛线围巾与手套折得好好的，藏在箱子底下，到了星期一，我就搬过去了。她是不会不知道的，她一定知道我今天搬。等我把行李都装上了车的时候，她走出来了，身边的是她的狗。约莫是过中国年的时分吧，她穿了丝棉袄，脸色是非常白的，她向我走过来。
她说：“怎么笑也不笑呢？搬家也不可以生气的。”
我说：“我……是一直很喜欢你的。”
“家明，我也喜欢你啊。可是……”她微笑一下，“你不能把圣三一学院住利物浦搬啊。”
就这样，她把一大渍浓墨给化开了，就像她作画的时候。我握住了她的一只手，看着她。
她说：“别闹孩子气，你这个人……家明，又带点女孩子的小性子，好好儿念书，有空寄个信来，喏，这是我的地址。”她塞了一个纸条给我。
“我说：你叫什么名字呢，你叫什么名字我都没来得及问，我以为--我以为还有很多时间。”
“我叫玫瑰。”她轻轻的说。
“你叫玫瑰？”我问：“你应该叫淑贞的啊。”
她微笑，仍然是标致的，四平八稳的一个微笑。
我说：“再见。”
“再见，家明。”她扬扬手。
自她手里，我仿佛可以看得儿我的快乐也跟着落下来。一道虹彩落下来。
我发着呆，然后我上车，搬回宿舍去了。
宿舍比我想象中的好。但是那张床是小小的，被单是白的，浆得挺硬，有种睡医院的感觉，一只小小的洗脸盘。小小的房间，一间间的排满了核条走廊，每个门上一个号码。就像监狱。
我哭了很久，只晓得是刚刚得到的新东西，还来不及细看，就被别人自手中抢走了。
哭了一个春季。
到夏季，因考试的成绩还不错，父母汇了一笔款子来，叫我到处玩玩，我到欧洲痛玩了一次。
回来之后，总算好过得多了。
然而每次在箱子底看见那套手致的毛线围巾帽子，总还是出奇的想念她。
毕竟后来我没有写信给她。
她也没有写信给我。
公干
我到台北十天了。
除了公干，就在酒店休息。说实话，也够累的。这次来的只我一个人，早上七点半就得起床跑厂家，看货色,与经理谈论生意问题，不停的十天，像疲劳轰炸似的，真要倒下来了。
晚上，厂家的老板请我吃饭，请到酒家去——“来来来，陆先生，你第一次来台北，观光观光。”
我去啦，去了一次，贵得不得了的地方，菜也不错，陪酒的女孩子都廿二、三岁年纪，美丽得很，温顺得很，听话得很，差点儿没跪下来敬酒，酒来酒去，据说几万台币就完蛋了，这笔账将来可不能算在公司货品头上。
我不喜欢酒家，一般中年男人是喜欢的，他们以为花点钞票，弄几个女孩子来陪着，呼么喝六，显尽威风，那班女孩子却想：“这些瘟生，不过低声下气，给个笑脸，他们的钞票就到咱们口袋来了，这真天下第一营生。”
不过我不愿做瘟生，也不想把别人当瘟生，去过一次，不是味道，从此婉拒，几个老板都觉得“陆先生”难伺候，到了台北也不找几个临时女朋友，这男人有毛病。
我不是不好色。
天下哪有不好色的人。
女人喜欢好看的男孩，漂亮的珠宝，美丽的衣服，也都是好色。
何况我。
只是我好色范围略窄一点，他们是“人尽可色”。
厂里有几位年纪轻轻的女秘书，对我很有好感，和蔼可亲，台北的女孩子都很温柔，轻轻的，糯糯的，像她们惯吃的蓬莱米，然后，笑，半掩着嘴，轻轻的，带着畏羞的笑，半古典半时髦，她们都好看，雪白的皮肤，合格的身裁，态度也过得去，都有种洋娃娃的感觉。
香港的女孩子是太妖冶干瘦浓妆了。
星加坡的都黑，且粗，黑得连五官都瞧不清楚，也就失去了兴趣。
这几位女秘书问我：“陆先生结了婚了？”
我说，“是，三年了。”
“有孩子了？”
“一男一女。”
“叫什么名字啦？”
“男的叫思，女的叫恩。”
“很好的名字，听说陆先生在英国念的书？”
她们当真不厌其详。
我是无所谓，摆什么鬼架子，人家与我说话，也是给我面子，一大叠一大叠的文件，不读完脱不了身，闲谈几句，也有好处。不过后来这几个女孩着实被她们上司严责了几句。
当时我答：“是，在英国伦敦念了好几年。”
“念纺织工程吗？现在与纺织打交道。”
我笑了。不不不，我念的是“高能物理”，与纺织一点关系也扯不上。只是祖上连父亲三代都开着纱厂，最近想到台北来投资，想到的自然是我，我是他唯一的儿子，他派我来调查调查，而我呢，居然也干得头头是道，真是好笑。
我有什么好处？，
我唯一的好处是懂得投胎，我老子有钱，不是那种有几个钱的人，而是真有钱。他的钱也不是苦赚来的，他运气也好，祖父也有钱，咱们家没暴发味道。我父亲从来不花三十多万港币去捧一个歌女，三十万买一对花瓶倒是常有的事，他也集邮，集的是中国古邮票，一大本子。
我是个顶普通的独生子，十八岁时开费拉里地通那。香港那些子的趣味低级，一部E型已经叫她们如痴如醉，那里懂什么通那，我着实清静了一辈子。
后来，后来就溜到英国去了，读书倒用功，自然，十年前生活程度那么低，我一个月的零用是两百镑，暑假到处跑。唉，那些日子。我有什么好处，不过是老子有钱，于是乎我这一生简直活得像丝像缎像花。
据说来了台北，不找女朋友，没地方可去。
我借了一部车，开到阳明山，阳明山是美丽的，一个人踱了很久，忽然寂寞起来。
我来得不是时候，应该春天来，冰凉的，又舒服，现在炎暑，灰尘大，怎么透得过气来，只好回酒店淋浴休息，老了，我想。玩都玩不动了。
妻来了电话，我照例与孩子说几句话，一岁的孩子居然也会叫“爸爸”了，我很开心。
声音里有倦意，妻听得出。
秦安慰我，“台北是好地方，该去的地方你都得去，他们那些做生意的人懂什么？争玩女人，我介绍你去故宫博物馆，包你走进去就出不来。”
我问：“你怎么知道我没玩女人？”
“得了，家明，你那德性，那种女人，你看得上眼？我还不明白你的？你要挑好的，挑到更好的，就扔了我，找那个更好的去了，我就担心那么一天。家明，人家都说你是不玩的男人，我知道你是骄傲……不提了，早点睡，办完事回来。”
知夫莫若妻。
我住在圆山，第一流的酒店。
每天晚上在酒店吃饭，西菜也做得好，布置十分堂皇，却又不俗，一个女人坐在那里弹钢琴，是那首不了情。我天天坐在那里吃饭，她天天弹不了情。
台北的夜色甚静，我老想着第二天该办的事。
弹钢琴人女人走过来问我：“一个人？”
“妻子在香港。”我说。
她笑笑，走开了。
妻子最近很像一个主妇，除了手上那颗三克拉的梨型完美钻，叫人受不了，那是妈妈给的，与我无关。她什么都改了，连剑击会都不去了，单单不肯脱那只钻戒，女人是女人，是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