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编姐先同我联络。
“他们找到张煦了。”
“谁是他们？”
“秘闻周刊们的记者，成日守在他的住所，专候他出现，又追踪他到市中心，结果发觉他住在领事馆。”
真伟大，如果不是为着娱乐广大读者，这班记者锲而不舍的精神可以获一百个普立兹奖。
“怎么进去呢？”我叹口气。
“傻瓜，你托一托你未来家翁不就解决？”
“我反对你用这种暧昧的字眼，”我说，“我与杨伯伯止于宾主关系，你不可以把编娱乐版的夸张态度搬到现实生活中来，人家会以为我想嫁想疯了。”
“想疯了的大有人在，不是你，那好了吧。”
“我要休息，不同你说。”
实际上也头痛欲裂，一碰到床便睡着了。
看到姚晶，坐在她家的沙发上，穿件低胸衣裳，戴双黑手套，默默无言。
“姚小姐，”我走过去，“姚小姐。”
她没有回答我。
“姚小姐——”那十步之遥走来走去像是走不到。
姚抬起头来，美丽的双眸似有诉不完的衷情，刚要开口，我就被电话吵醒，无限惆怅。
我接过听筒。
“我是杨伯伯，替你约好了，张煦在老地方等你，下午四点。”
“老地方是不是他们以前住的地方。”“是”
我看看钟，我的天，我只有半个小时。
“谢谢你，杨伯伯。”
“不客气。”
我揭开被褥，跳下床。
电话又响。现代人没有电话，根本不用做事了。
我一边听一边换衣服，狼狈不堪。
是编姐，声音很急促。
“我此刻没有空，我转头给你消息。”我说。
“你是去见张煦？你一定要为我写稿，你是唯一见到张煦的人。”她一副利字当头的样子的。
“编姐，你的态度令我非常反感，你只管新闻头条，但是这件事现在变得很私人，我不能把这些事都变在报纸上，出卖别人与我之间的秘密。”
“你少跟我来这一套——”
我搁下电话，取过外套出门去，稍后她要生气的话，便让她生气好了。
我在街上叫了车子，赶去姚宅。
编辑都是这样的。要稿子的时候礼贤下士，落足嘴头，或托有头有脸的人来代约，或用金钱攻势，一叠声“好好好”，什么苛刻条件都可以应允。
他们一定说成没有阁下的大作，他的副刊杂志或周报简直不屑一读。什么都可以，直至稿子到他手。那时候轮到他凶。
那时候作者勿晓得文字什么时候登出来，又更不知道稿费几时发放，有时候不幸那份刊物关门大吉，手稿随即失踪，也不归还，无论如何追，编辑去如黄鹤，同你来个不瞅不睬，若无其事，你推他，他推你，一点肩胛也没有，一笔糊涂账。
经验积聚，要做这一行，记住要拣老字号，劳方交稿准时，资方不拖不欠。最厉害是相金先惠。
编姐开头也不是这样的，以前她很有人情味，事事有商有量，此刻她变了许多，什么都不管，至要紧她那版有人看，天天语不惊人死不休。
也许是必须这样子。尽力于工作会给她带来许多可以看得见的利益，继而替她解决生活上的烦恼，致力于人情有什么用？这是一个商业社会。她为适应环境而斗争，性格有所改变，也是很应该的，她没有理由为迁就我们这些不相干的人而牺牲。
我很了解她，我也很欣赏她。
但我也有我的原则，叫我写“我与姚晶之夫一席谈”或是“我与姚晶的关系”以至“姚晶为什么把钱给我”之类，除非有机关枪抵住我脖子。
这种稿费怎样赚？又不会发财，写来无益。
一按铃张煦便来开门。
他面孔上有说不出的哀伤。一套黑西装更道尽心事。
女佣人斟出清茶来。
老房子的布置同我以前所见一样，只少了花束，女主人已经不在。
我坐在他对面，两个人都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屋内静得出奇，耳膜微觉不适，仿佛置身在配音间中。
张煦双目红肿。
过很久很久，我说：“姚小姐把遗产交给我。”
他点点头，表示他知道。
我终于忍不住问：“为什么？”
其实他根本不会知道。
张煦没有回答我。他根本不关心姚晶的遗产给谁。
看得出他并不是不爱姚晶的，这种深切的悲怆不是可以假装的。但姚晶在世时，他却使她伤心失望。
“你要回纽约？”我问。
“是。”
我问：“几时？”
“很快。”
张煦离开这里之后，将永不回来，有什么话现在不说，将永无机会。
我问：“姚晶还有亲人吗？”
“有两个姐姐”。
我非常意外，没有想到姚有姊妹，她们干什么？长得美还是不美？
张煦说：“我也是昨天才知道。我从没见过她们。至于她的父母，则在婚后见过一次。”
这么隔膜！
“你有没有他们的联络处？”
“等一等。”
张煦打开地址簿，抄写给我。他动作恍惚，心事重重。
我终于忍不住问：“你可爱姚？”
他猛地一怔，别转面孔，我虽看不见他的面孔，也知道问得太多余。他哭了。
我唯一所得是姚晶父母的地址。
全间报馆都找我，包括杨伯伯在内。
自然是编姐向他报耳神。
我进人社长室，杨伯伯单刀直入。
“娱乐版很想你写姚晶。”
“我不想写，现在她在我心目中的地位特殊得不得了。”
杨伯伯很了解地说道：“我明白，因此难以落笔，是不是？”
“是的。”
“好的，没事了，我会同娱乐版说。”
出得社长室，我向编姐扮鬼脸，“勿要面孔，拿老板来压我。”
编姐啼笑皆非。
“怎么，”我问，“没朋友可做？”
“如果你替别家写，当心你的皮肉。”
“这件事是不可能的。”我发誓。
“张煦伤不伤心？”她旁敲侧击。
“不告诉你，不然你一篇‘据悉……’，又是三万字。”
她忍不住以粗话骂我。
“太没修养了。”我说。
“如果我下毒咒不写出来呢？”
“你可以再说给别人听，叫别人写，世上没有‘我告诉你，你别告诉人听’这件事，一个人知道，即人人知道，我是绝对不冒这个险的。”
“像你做人这么当心，有什么快乐？”
“你做人这么不当心，难道又很快乐？”
“真说不过你的一张快嘴。”她不悦。
“那不过是因为我不受你利用，你就不高兴。”
“好了好了，我们别反目成仇，反正将来受罪的是杨寿林，不是我。一块儿吃饭去。”
晚饭当儿，她问我小说写得怎么样。
“没开始，十划都没有一撇。”我说。
“什么样的故事？”
“一个二十年代在上海出生的女作家的故事。”
“呵，影射小说，更下流了，未得人家同意而写人家的故事。”
我白她一眼，“一个人出名到一定程度，他的名字便是大家的，既是公众人物，有何不可？”
“真是狡辩，说来听听。”她呵呵大笑。
我也觉得不妥，可写的故事那么多，有本事就虚构一个。
“况且关于二十年代的上海，你知道什么？这么热心写你不熟的题材，当心变成闭门造车，一个个字硬凑在一起，非常造作矫情，一开头就写坏了，以后变僵尸了，没有生气。”
我很钦佩这番理论，“你挺懂写作之道呀，为什么不动笔？”
“说时容易做时难，一颗心静不下来。”编姐苦笑。
“我听人说，有天才的人，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都可以写得出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