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捷的办法？”白蕙不假思索地回答：“当然是去质问丁文健。”
“对，”林达海很喜欢白蕙的头脑清晰和爽直坦率，他鼓励她；“你应当去找。你有这个权利。并且你还应当去争得你更多的权利。” “丁文健应当承认并且接纳你这个女儿，法律将保障你应得的权利。”继宗把话挑得更加明确，满腔的义愤竟使他不自觉地捏紧了拳头。
白蕙却用双手紧紧地抱住头，发出哀厉的叫声：“不，不，让我想一想，让我一个人好好的想一想……”
她的心乱得象一团麻，因为她想起了西平，她那么挚爱着的西平。她意外地得到一个父亲，但这却意味着失去作为爱人的西平，这是怎样一种令人痛心的得与失啊。她宁可世界退回到她知道这一切之前，她宁可这一切全是梦，全是梦！
由于丁西平的出走，西摩路82号丁公馆一切都乱了。
老太爷丁皓指着儿子媳妇要人，珊珊也抹着眼泪要哥哥。佣人们尽管并不详细了解内情，且不敢瞎问瞎说，但私底下的议论却格外热闹。
经过几天忙乱的寻找，没有任何头绪——他们也曾打电话向林达海询问，但他尊重西平的意愿，没讲实话——又不便过分张扬。丁西平出走后，丁文健夫妇之间达成的第一个协议就是：绝不能把西平出走的真实原因说出去，即使对老太爷也不能说。对外只能说，丁西平奉父命外出办事去了。丁公馆慢慢岑寂下来。
丁文健自从那晚以来，他和方丹的关系降温到近年来的最低点。每天下班回家，他就把自己关在自己的卧室里，借酒浇愁，在醺醺然的状态下胡乱地回忆着过去……
想得最多的是竹茵。他手持酒杯，独酌独饮，仿佛又听到哗哗的雨声，仿佛又看到王竹茵那关切而温柔的眼光。面对这样的眼光，一种负罪感从他内心深处生出。
他当然也想到自己不如意的婚姻。可这，他怪不了任何人。
……当年方汝亭屏除一切客人单独宴请丁皓、丁文健父子，饭后又叫女儿方丹出来应酬。方丹的美貌和风度一下子就吸引住了丁文健。两天以后，当方汝亭向丁文健提出优厚条件，问他是否愿做他的东床快婿时，丁文健简直乐疯了。尽管丁皓曾再三提醒儿子，此事要慎重，但雄心勃勃的丁文健，一想到方丹是汝亭唯一的女儿，婚后可以将丁、方两家企业合起来，创办世界一流的丝绸成衣公司，就激动不已。他未听父亲的忠告，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方汝亭让他们马上成婚，原因是他在法国新开了一个销售商店需要人去经管。丁文健意识到这是一个向外扩张的好机会，同意成亲。方汝事没有食言，婚后立刻送女儿女婿去法国，度蜜月兼经营商店，后来就把比丁皓的工厂大几十倍的方氏企业完完全全地交给了文健，不久他就撒手西去了。
没有与方氏的联姻，丁文健不可能拥有如今的恒通公司。可是，除此以外又给他带来了什么呢？
那就是长期的夫妇生活不和谐。方丹活泼热情，千娇百媚，但这一切都只对她的朋友和客人，转过脸来对文健，她立刻变得冷淡而漠然。谁都不能否认她身上洋溢着柔情和女性的魅力。可是，在家中她只把它施予儿子西平，文健却享受不到半分。年纪轻轻的，她就坚持分室而居，说这是她在法国从小养成的习惯。要不然，怎么在西平出世十五年后，他们才有珊珊呢。
丁文健苦涩地想；唉，如果不是她常常拒我干里之外，如果不是她带着儿子去南洋，一去就是半年多，如果不是形同鳏居所带来的精神和肉体的饥渴，我丁文健，何致于酗酒，何致于烂醉，又何至于做出那种事来！
他把一杯斟得满满的酒直灌下喉咙，然后把酒杯狠命朝墙上掷去。
当白蕙的电话打到恒通公司，吕小姐进到总经理办公室通报时，丁文健正带着尚未醒透的宿酲愣坐在他宽大的皮圈椅里。
听到白蕙询问他何时方便，她要求见时，文健的心陡地一懔。见，还是不见，见了又说些什么？她肯定已经知道与自己的关系，自己要不要把一切都说明呢？这些，他都还来不及细想。可是，同时他又感到，有一股强大的，遏制不住的力量在把他推向白蕙。
他吩咐吕小姐：“告诉白小姐，中午十二点，我要去百老汇大厦，她可以在那里找到我。”
百老汇大厦有丁文健长期租用的一套房间，平时是他招待外商和政府官员的地方。与白蕙谈话，既不能在家中，又不便在公司里，他立刻想到那豪华而宽敞的客房。
为了不走漏任何风声，他没坐老刘开的车，而是另叫了一辆出租车前往。汽车一直开到饭店大厅的门口，当穿着制服的侍者推开玻璃门将他迎进大厅，他一眼就看见面露焦急之色的白蕙。他的第一个感觉是：白蕙的衣着太朴素了，和这里灯红酒绿的环境不大相称。
“丁先生，这位小姐已经等候你好久了，”侍者告诉文健，看到他们含含糊糊地打个招呼，相跟着走了，不禁感到有点奇怪。
丁文健领着白蕙，默默地乘电梯上楼，默默地走到他的包房门口，向跟着前来开门的侍者关照：“请送两份午餐过来。”传者答应着走了。
白蕙感到房间里很热，比大厅里还要热，而比起寒风呼啸的室外，楼下的大厅已经是温暖如春了。她很不习惯地打量着这房间。透过拉开的窗帘，她几乎能看到上海的全景。这楼太高了，几乎一点也听不到市声，仿佛这里是与人世隔绝的别一世界。
有好几分钟时间，他们都没有说话。好象有一把无形的锁，钳制了他们的喉咙，使他们一时说不出话来。
丁文健已经把厚厚的呢子长大衣脱掉，只穿一身笔挺的藏青西服。白蕙则始终愣愣地站着，盯着他望。
“白小姐，”丁文健终于先开口了，他用的还是以前的老称呼，“请把大衣脱了吧，否则出去很容易感冒。”
白蕙没有照办，却更加用力地聚集目光，审视着丁文健，象要从他脸上看出什么秘密。而在心里，她已经几十遍地默问过：这个人，这个头发花白、脸色晦暗的男人，难道就是自己的父亲吗？
文健见白蕙不愿脱去大衣，便伸手示意请她坐下。白蕙在离文健不远的一张沙发上坐了下来。
午餐用一个大托盘送来了。小碟子里装着几片面包，有几样西菜和一壶咖啡。
丁文健站起来邀白蕙吃饭。白蕙拒绝了。
“丁先生，”白蕙也按以前的老称呼叫文健，“我不想占用你太长时间，我很快就走。”
“没关系，没关系，今天下午我没有别的事。”文健赶忙说。
“请告诉我，丁先生，你为什么要出钱为我母亲治病？”白蕙单刀直入地提出了问题。
“这……”丁文健没有想到谈话会从这里开始，一下子不知如何回答好。
“请您如实告诉我。我和我的母亲都绝不愿意接受任何人无缘无故的恩赐和施舍！”
丁文健双手乱摆：“不，不，不，这不是无缘无故的，更谈不上恩赐和施舍，根本谈不上。”
“那就请您谈谈究竟是什么缘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