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法子招架，只得向他们报上你的名字，房子是你的，所以……”
不用听下去了！人生的所有枝枝叶叶，均属微不足道，我只要知道关键性的问题。
“他们要如何惩办了？”
“要候你回来，到税务局走一道！分辨失败，大概要罚—笔很重的款项！”
我吁一口气，钱原来如此重要！
“郁雯，我当时乱了手脚，无法不把你的名字报出来，只说我是你的伙计。我知道这样做太自私了……”
知道自己自私的人算是不太自私了。
谁又不自私呢？
我不怪球表嫂，通天下的人都是正常而普通的一族，我并没有例外地能跟头上有光圈的圣人做亲戚朋友。
“球表嫂，让我去处理吧，你少担心！”
“郁雯，你能应付得来？”
不能应付得来又如何？
一就是生！
一就是死！
不是前者是后者，既是前者，就得咬紧牙关撑下去！
我站在税务检验官面前，任由他张牙舞爪地把我尽情数落� �
“到我们国家来做移民，当守本地规矩，连这种本分都不尽了，我们国家白白收容了你！”
“是的。”我谦卑地应了一句。
形势既不比人强，只能吃眼前亏。
要生存，等于要含辛茹苦，狂吞委屈。
人家屋檐下，焉能不低头！
自己的苦衷与愚昧，一定要好好收藏起来，人前露出来，更见面目无光。
“你承认疏忽犯法了？”
我点点头。
并无求饶，坦承控罪。
“我们不能根据你报上来的成衣数量为准则，必须由我们估计你运进口的货品价钱，依此抽税，加上罚款，明白吗？”
我又点点头。
人海江湖，我一招招的领教，一招招的学习。这一役使我明白不打无把握的仗之重要，既是手无寸铁，后退无门，就只好任由敌人拳拳到肉，直等到对方放肆完毕，自行收手。要招架的话，绝不能平息干戈，对当权者的愤怒作不切实际的回应，只有刺激对方延长战斗时间，强加高压手段，被害已经难受，不能再多讨苦吃。
“那位球女士是你什么人？她知情不报？”
“不，是我托她代我在回港期间照顾生意的亲戚，她毫不知情。”
祸延九族，我还是不能幸免，何必！
罚款是加币三万元整。
正好将我银行内的存款，一次过扫得精光！
我给自己说：“这是不幸中之大幸了，举凡身外之物，去了会来，来了会去，志不在一朝一时，留得青山在，就好了！”
我终于能安安稳稳地睡在床上，好好地病了两个礼拜！
球表嫂来看望我，还给我带了点水果来。
我并没有问她要回三万罚款的一半，因为她没有开口问罚了多少，我就知情识趣地不提算了！
老早应下宏志，不再指望这个世界还有同甘共苦的人！
连自己的亲生骨肉在内！
沛沛在我返回温哥华之后，一直表现得很沉默，没有问我什么。显然的，她父亲已经给她通过电话，至于从来跟她亲近的郁真姨有没有主动地联络沛沛，向她解释什么，那就不得而知了。
女儿知道我病倒，不能说她不闻不问，她只是有点想当然的无奈。也许，一切尽在不言中。
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
我康复的速度，认真差强人意。
那天，我总算打破了整十日的闷局，撑着孱弱的身躯，跑到向着后园的凉台藤椅上坐着，望住园中新翠，浸溶在微丝细雨当中，益显青绿！
沛沛放学回来，在我后头叫了一声：“妈！”
“回来啦！”我应着。
沛沛站在我身边，一会，拉了张小凳子，坐着不动，似是有话。
“你以后打算怎么样？”她问。
“你建议呢？”
“我的建议不会合你脾胃，我们性格不一样！”我苦笑，不能帮忙，就无谓多问了，是不是？
我转话题：“有跟他们通电话吗？”
“有。”
我没有再做声。
“妈，我夏天还是会到法国去住两个月的。”
我转动着身子，抬头看清楚女儿。
唉！真差劲！才病了这短短半月，眼力就出问题了，竟觉眼前人离我多么多么的远。
“妈，你不反对吗？”
“我反对有效吗？”
“你别这样看我！”沛沛蓦然站起来，摔开了凳子，厉声喝叫：“你以为这样委委届届的算伟大，是必要你的成全，我才能心安理得去巴黎一转，你们自己闯的祸无须连累到我这无辜的人上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无人在事件中没有错，只有我才是清白的。要我怎么样？陪在你身边哭哭啼啼，抑或故作大方，把所有冤枉吞到肚子里，博人同情？”
我缓缓地站起来，走回睡房去，关上门，躺到床上去。
沛沛在外头摔东西，我听得见。
她的委屈，我也能想像。
刹那间要她选择站在哪一边，那重心理矛盾与压力；不容易承担！
也许她下意识地仍同情我，但不能对我一直的荏弱予以认同，更不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要把我背负在她肩上，以致发挥不了她本性的潇洒。
她跟父亲和郁真姨姨更合得来，对后者尤其敬佩。可是，公然站在他们的一头，又多少受着良心的谴责，世俗的眼光始终是一股不容忽视的批判力量，刚成长的，也已感受得到，如何是好呢？
况且，现实问题挡在眼前。跟我，以后有可能贫无立锥之地。跟他们，别说今年到法国，明年去瑞士，再好的条件，怕锦昌也要答允，一为弥补过错，二为争取同情。这天渊之别，教沛沛左右为难。
心烦意乱，不知如何抉择之余，就会使脾气、发泄。然而，她晓得在心里头不断衡量利害，实在显示这女儿已很晓得为自己筹算了。
她决不会像她母亲一般，浑浑噩噩，一无所成地过尽半生。
为人母者，到了孩子可以有能力、有智慧照顾自己的地步，还有什么值得忧虑？
我微笑地入睡，由得沛沛的哭闹声渐渐隐没。
这以后，沛沛给我说，在大学找到宿位了。我完全同意� �
病中，来看望过我的，除了球表嫂，还有间壁的胖太太；她身重，走动殊不容易，即使几步路程，对她仍如攀山涉水般困难，看着她一步步移动肉颤颤的巨大身躯，跑进我房子里来，递给了我一束在她园子内采摘的花，我如见一屋阳光，温暖无比。
“有什么要帮忙的？你只管说。”
我握住胖太太的手，说：“有。可否介绍一些朋友，租用我楼上这两层地方，我决意搬到地库去住。离婚了，一切要省。”
胖太太拍着我的手，一叠连声地说好，请我放心养病。
完全没有追问过有关我的任何私事。
人立心要帮别人度过难关，并不一定需要知道引起困难的种种前因后果。
外国人真的有好有坏，有税务局官那狰狞阴险，不可一世的嘴脸，也有胖太太这侠骨柔肠．天下大同的品相。
更难得的是胖太太言出必行。才不过一个星期功夫，她就把一对年青夫妇姓韦迪的介绍给我，分租了房子的楼上两层。他们是一家三口，一个刚满周岁的小男孩班治文，白胖可爱，也因为有了他，韦迪夫妇就不能租住公寓了。温哥华的大厦公寓，多数不容许房客有婴儿小孩的，以免骚扰邻舍，外国特别重视独立和隔离。
这其实是个好习惯，君子之交淡如水，对人付出太多感情，过从太密，早晚失望的是自己。
韦迪每月付我七百元租金，拥有三房两厅、前园和车房。我需要向汤敬谦律师缴纳一千零五十元月租，换言之，自己只需贴补三百五十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