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菁那一方面，在金旭晖已经与我公然为敌时，她格外地与我亲热，也是很说不过去的。
当她仍然拥有那个金旭晖之妻的身分时，有一个底线是要界定的。
这情况，我很能理解。
唐襄年方面，心理上一直混淆不清，不知是不是有点因为他没有乘我之危，陷我于“不义”，从而引致有点不安与自卑，因而与他少见了，还是因为觉得对他欠负日多，已濒临不胜负荷的境地？那就相见不如不见了。
他不时还是提着那句话：
“只要你肯嫁我，我去办妥离婚手续，不惜工本地恢复自由身。”
我总是笑着回答：
“你现今还不算是自由身吗，还不如继续花天酒地，左拥右抱来得潇洒。”
唐襄年扬扬眉，答：
“也未尝无理，而且到不了手的人，永远维持魅力。有缺憾的人生才会更感到自己在享受其他乐趣。”
于是，我和他见面也是很少。
方健如与方惜如没有跟我主动来往，可仍然住在我名下及抵押给了唐襄年的房子里。
唐襄年曾说：
“没想到方惜如的那次意外，大彻大悟的人是你。我佩服你现在的胸襟。”
对于两个妹子，我不再仇恨。
她们的凄苦，只有做女人的才会心知。
我根本不敢想象方惜如的日子怎么过，终生不育对她不只是切断了控制金旭晖的凭借，更无与他讨价还价的能力，而且是上天惩罚她的明证。
没有比这更令她感到羞愧的了。活脱脱是在脸上刺了罪名，永远洗不脱。
自建牢宠关进自己的心，我相信方惜如一辈子痛悔莫及。
可恨的只有一个人，这人是金旭晖。
我意识到他与我之间还要一决雌雄。
我静候着决战之日的来临。
最能放开怀抱，畅谈生活的人竟是长居佛寺的三姨奶奶。
第九章
差不多每个礼拜，她回到市区来看望儿媳时，都上我家逗着我的孩子玩乐一个下午。
一个经历过大时代转逆而变更人生价值与个性的人，与她的接触，显得额外地有意思。
三姨奶奶的祥和予我很大的平安感觉。
她最近才对我说：
“耀晖经常有信寄回来给我，他要我问候你。”
我支吾地应：
“嗯，”实情是我跟耀晖没有积极的书信来往，彼此都有点莫名的恐惧。他离港前的表态，他和我都不会忘记。
“他念书的成绩很好，硕士毕业了的这些日子，一边在美国工作，一边深造，这孩子顶会计划将来。”
“他不打算回来吗？”我问。
“信里没有提，男儿志在四方，他似乎喜欢异邦的生活。”
“耀晖今年几岁了？”
“大概有二十四、五岁了吧。”三姨奶奶问，“怎么呢？”
“没有什么，随便问问罢了。”
实情当然不是随便问问，而是另外有所打算与准备。
金耀晖到了二十八岁，就可以直接管治他名下的财产了。
那时金家的天下三分，是何局面呢？
金旭晖会怎么样应付我和金耀晖？
金耀晖又会不会因为与我的微妙感情而在他大权在握时做出些什么行动来？
人情与事理总是错综复杂，缠绕难清。
六十年代最紧张的阶段终于成为过去了。
香港这块福地，又发挥了神秘而稀奇的威力，创造出另一番新气象。
一踏进七十年代，股市就开始攀升，牛市复现，人心振奋。
市面的萧条渐渐隐退，人们对过去几年于投资上所经历的损失与惨痛，已忘个一干二净。
谁都在厉兵秣马，横刀上阵，再战江湖。
只有我没有这番资格。
年前方惜如陷害我，伟特药厂的一役使我负债累累。
家庭经济真是只得表面风光而已。
唐襄年安慰我说：
“心如，是你翻身的时候了。”
“本钱呢，哪儿找去？”
“总有办法的。”
“我不再向你借。”
“一件脏两件亦脏，大丈夫不拘泥小节，英雄莫问出处，你要想得通才好。”
我没有出声。
细品他的话，不无道理。
只要看准时机，我会好好地赌一铺。
人生根本是大赌一场，这其中有着一盘一盘不同注码的赌局，如此地避无可避。
唐襄年给我建议：
“心如，你现住的那座楼房，应该是改建的时候了。”
我也正有这个想法。
股市复苏，就会带动地产兴旺，趁此时机，我应该在地产上头动脑筋。
于是开始通知住客收楼，而且把旁边的大厦单位还未纳入金氏企业名下的勾出来，分给李元德去调查业主，设法承购下来。
我跟唐襄年协议了，这个改建计划我们是合伙人，如何去筹组收购单位的本钱，我再想办法好了。
真是皇天不负有心人，当我励精图治之际，收到了伟特药厂的一个令我兴奋之极的消息，大伟摇电话过来说：
“你在侯斯顿的地皮，有人出高价购买。”
“为什么？”
“因为地皮的不远处发掘到石油。”
“天！”
“恭喜你！这无疑是喜讯。”
“那我不卖！”我贪婪地说。
大伟哈哈大笑：
“你当然可以不卖。然而，我先要向你解释，纵使你的地皮下发现丰富的石油，开采权也是属于美国政府的，他们会补给你地价，既如是，现今不知地下究竟有无宝藏之际，能以一个绝好的价钱卖，岂容放过？”
“买家为什么要买？”
“附近是石油开发区的话，他们计划在你的那块土地上发展成一个商住中心，必可图利。”
“好，我考虑。”
当代表我管辖那块地皮的伟特药厂行政部寄来买卖草约后，我实在无法抗拒那个出乎意料之外的收购银码。
李元珍说：
“大嫂，不要卖，既有人肯出这么好的价钱，必定物有所值。”
我细心地考虑之后，并没有接受李元珍的意见。
终于，我签了地皮买卖的合约。
因为世界上只有买错，没有卖错货品这回事。不会卖错的原因是在乎套现之后的金钱运用是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
譬方说，我利用了手头的这笔钱，去进行改建麦当奴道的大厦，能赚回来的钱比守株待兔强。
况且我的根始终在香港。
这个信念与抉择，自七十年代起，经历了二十多年不变，使我成为巨富。
当时的决定也有些迷信的成分在内，侯斯顿是我的运气所在，在其上进行的交易，无往而不利。
我相信当初为了一份直觉与特殊感情把侯斯顿的地皮买下来，就是为了成为我今日资金周转的救星。
经历了这么多年的苦难，我体会到一条人生大道理。
大顺之后必有大逆，大逆之后也有大顺。
风水一定轮流转。
遭受到这几年的挫折，翻身之日应已在望。
问题是真有东山再起的一天时，如何控制局面，在大顺之中迎接甚至制造小逆，以祈保住江山。
我当然累积了经验，有我的法宝了。
我把要飞往侯斯顿成交的消息分别告诉唐襄年、傅菁与三姨奶奶。
唐襄年的反应最好，他喜形于色道：
“心如，你从历练中精灵起来了，这才是值得恭喜的地方。人的运来福至，要把握着才会有大成就。”
他是绝对赞成我把投资重点放在香港的。
我们若不是坚持这个观念，八十年代香港多少富豪走资海外，都在九十年代计算得失时吓一大跳，只有我和唐家死守香港阵地，且早早决定商业进军内陆的抉择，证明是聪明的。
至于傅菁，她的语调有点不置可否。
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