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的值一个路易，”他对我解释道，“红色的一百法郎，黄色的五百，绿色的一千。嗬！您知道，这里的赌注可大了。反正，您会看到的。”
“我出一万坐庄，”茨温利派的厨子说。
“我出一万二，”哥萨克公选首领说。
①法国的一位不出名的画家。
“一万三，”西蒂阿说。她坐在伯爵的一条膝上，湿润的唇上含着微笑，精心地把她的筹码摆成一摞一摞的。
“一万四，”我说。
“一万五，”罗其达，那个修剪指甲的黑老太婆，声音刺耳地说。
“一万七，”哥萨克公选首领宣布道。
“两万，”厨子当机立断。
他敲了敲桌子，挑战似地望着我们。
“两万，我出两万坐在了。”
哥萨克公选首领不高兴地挥挥手。
“该死的库库！真拿这个畜生没办法。您看吧，准有一场激战，中尉。”
库库端坐在桌子的一端。他洗牌的熟练让我吃惊。
“我说过了，就象在阿娜·戴里翁①那里一样，”哥萨克公选首领自豪地小声对我说。
“先生们，出牌呀，”黑人嚷道，“出牌呀，先生们。”
“等一等，畜生，”比埃罗斯基说，“你看杯子都空了。这儿，卡康博。”
杯子立刻被那个快活的按摩师斟满了。
“切牌，”库库对他在首的那个美丽的图阿雷格女人西蒂阿说。
年轻女人象个迷信的人一样。用左手切牌。不过得说明，她的右手端着酒杯，正往嘴里送呢。我看见她的黝黑的纤胸鼓胀起来。
①巴黎的一家著名赌场。
“我给了，”库库说。
我们是这样坐的：左边，哥萨克公选首领，阿吉达，他以最放肆的贵族派头搂着她，卡康博，一个图阿雷格女人，两个蒙面的黑人，一本正经地看着牌。右边，西蒂阿，我，老指甲修剪师罗其达，理发师巴鲁夫，一个女人，两个白衣图阿雷格人，严肃而专注，正与左边的两个相对称。
“我要，”哥萨克公选首领对我说。
库库抽牌。给了哥萨克公选首领一个4，自己拿了个5。
“8，”比埃罗斯基说。
“6，”漂亮的西蒂阿说。
“7，”库库打牌。“一个赌盘可以偿付另一个，”他又冷冷地补充说。
“我下双倍赌注，”哥萨克公选首领说。
卡康博和阿吉达随了他。我们这一边，人们比较保守。尤其是指甲修剪师，她每次只下二十法郎。
“我要求赌盘相等，”库库说，不动声色。
“这个怪物真让人受不了，”伯爵低声抱怨道，“好了。满意了吗？”
车库打出一张9来。
“天哪！”比埃罗斯基叫道，“我的是8……”
我有两张王，我设表现出我的恶劣心绪。罗其达从我手中把牌拿去。
我看了看我右首的西蒂阿。她的浓密的黑发覆盖住肩头。她确实很美，略有醉意，象这古怪的一群一样。她也望着我，但是偷偷地，象一头胆怯的野兽。
“啊！”我想，“她大概害怕。我的头上写着：禁猎地。”
我碰了碰她的脚。她恐惧地缩了回去。
“谁要牌？”库库问道。
“我不要，”哥萨克公选首领说。
“我有了，”西蒂阿说。
厨子抽出一张4来。
“9，”他说。
“那牌本来是我的，”伯爵骂道，“5，我有5。啊！我要是过去没有向拿破仑第三皇帝陛下发誓永不再抽5点该多好！有时候真难受，真难受……而这个黑鬼一赢就走。”
果然，库库搂去了四分之三的筹码，庄严地站起来，向众人致意。
“明天见，先生们。”
“你们都滚吧，”基托米尔的哥萨克公选首领吼道，“您跟我待一会儿，德·圣—亚威先生。”
当只剩下我们两人的时候，他又喝了一杯烧酒。灰色的烟气遮住了棚顶。
“几点了？”我问。
“十二点半。可您不能就这样把我扔下，我的孩子，我亲爱的孩子。我心情沉重，沉重啊。”
他热泪横流。他的衣服的燕尾拖在沙发上，活象两个苹果绿色的鞘翅。
“阿吉达很美，是不是，”他一直在哭，“唉，她让我想起了美丽的德·特鲁艾尔伯爵夫人，她的头发稍微浅一点儿，您知道，她叫梅塞德斯，有一天，在比阿里兹①，她在处女峰前洗澡，一丝不挂，这时，俾斯麦亲王正在桥上。您没想起来吗？梅塞德斯·德·特鲁艾尔？”
我耸了耸肩。
“真的，我忘了，您太年轻了。两岁，三岁。一个孩子。是的，一个孩子。啊！我的孩子，在那个时代生活过，沦落到跟野蛮人在一块儿坐庄发牌……我得跟您讲讲……”
我站起来，推开他。
“留下吧！留下吧！”他哀求道，“你要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你要我讲什么我就讲什么，我讲我是怎么来到这儿的，我讲那些我从未对别人讲过的事情。留下吧，我需要在一个真正的朋友的怀抱里倾吐衷肠。我再说一遍，我什么都跟你说。我信任你。你是法国人，绅土。我知道你不会告诉她。”
“我不会告诉她。告诉谁？”
“告……”
他的声音噎住了。我觉得他的声音由于害怕而抖了一下。
“告诉谁？”
“告……告诉她，告诉昂蒂内阿，”他喃喃地说。
我又坐下了。
①法国西南部城市，濒临大西洋，著名疗养地。
第十三章
基托米尔的哥萨克公选首领的故事
这时，卡西米尔伯爵的醉意中出现了某种庄重严肃的东西。
他沉思了片刻，开始讲起来，很遗憾，我不能把那叙述的古色古香完全传达出来。
“当昂蒂内阿的花园里的新麝香葡萄开始转红之时，我就六十八岁了。亲爱的孩子，吃青苗是一桩令人难过的事情。生活并非不断的重复。我1860年出入杜伊勒里宫，而今日沦落到这步田地，这是何等的辛酸！
“战争前（我记得维克多·努瓦尔①还在）不久的一个晚上，几个可爱的女人，姑隐其名吧（她们的儿子的名字，我在《高卢报》的社交新闻栏中还时有所见），向我表示，想见识见识真正的交际花。我领她们去参加“大茅屋”②的一次舞会。那儿尽是艺徒、妓女和大学生。舞池里，有几对在跳康康舞，跳得震天价响。我们注意到一个人，他身材矮小，皮肤棕色，穿了一件破旧的礼服，方格裤子上肯定没有系背带。
①法国记者们（1848—1870）。此处当指普法战争之前。
②一娱乐场所。
“他斜视，一把肮脏的胡子，头发黏得象黑色的水果香糖。他的击脚跳真是荒唐透顶。那几位女士打听得他叫莱奥那·甘必大①。
“当时我一枪就可以结果这个卑鄙的律师，永远地保证我的幸福和我的寄居国的幸福，每念及此，我就感到莫大的不幸，因为，亲爱的朋友，虽然我不是生为法国人，可我是心向往之啊。
“我1829年生于华沙，父亲系波兰人，母亲系俄罗斯人，更确切地说，是沃伦③人。我的基托米尔的哥萨克公选首领的称号就得之于她。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访问巴黎时，应我的令人敬畏的主人、皇帝拿破仑第三之请，恢复了我的封号。
“出于政治的原因，我们不能细谈，否则要谈到不幸的波兰的整个历史，我的父亲比埃罗斯基伯爵于1830年离开华沙，定居伦敦。我母亲一死，他就开始挥霍他那笔巨大的财产，他对我说是因为悲伤。他死的时候，正值普里查德事件②爆发，他只留给我一千英镑的年金，外加两、三种赌输后下双倍赌注的赌法，后来我知道那是毫不奏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