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王似乎一时不知所措了。
萨耶勋爵明明知道亲王自认为是一位高贵的媒人。他乐意带着这样的消息去回复格屈露德小姐：不出数日戴顿·萨耶就会象她盼望的那样开口向她求婚了。
要是萨职勋爵不懂得如何方能左右亲王，那么他就不会赢得擅长运用外交手腕的美誉了。
他俯身向亲王靠拢，用同桌其他绅土听不见的声音说：
“我希望有祝会私下和您讲几句知心话，殿下，事实上我还有儿件别的事需要您的帮助，可是这会儿我不能说。”
亲王的眼睛闪烁了一下。
长期以来，他母亲①不许他参与政事，因此他只好对他可能获得的任何消息来源都不放过。
①指维多利亚女士(1819—1901)。
他希望自己消息灵通，可是由于蓄意不让他知道外交部的机密，使他灰心丧气。
萨耶勋爵明明向他示意：他将告诉他那些从官方的渠道所听不到的消息，这就象给一个酒鬼送上一杯佳酿一样激动人心。
“一有机会我就会安排我们俩谈一次的，萨耶，”他说。
萨耶勋爵知道，不管怎么说，格屈露德小姐的问题此刻已从亲王的头脑中抹掉了。
虽然他把足以使亲王满意的东西告诉了他，但他对自己能不向任何人告别就悄悄地、秘密地出国还是有如释重负之感。毫无疑问，这拯救了他，使他没进一步牵涉进闺房政治中去。
那是一种游戏，马尔波罗大厦的所有女人都按照自己的规则在玩那种游戏。”
萨耶勋爵知道，事实证明亲王可以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对手，有时还会使人胆颤心惊。
在格屈露德一事上，他心里很感激，因为他不必用生硬和断然的语言说自己不打算娶她为妻，以致要冒失去王室欢心的危险。
他倒并不认为自己如果真的拒绝亲王的嘱托，亲王就一定会蓄意摒他。
比这更奇异的事以前都发生过。亲王可以是一个非常真诚、热情的朋友，但也可以是一个极其可怕的敌人。
“我逃掉了！”他对自己说。
舱内放置着几把椅子，他舒舒服服地躺进一把深深的扶手椅里，听见他的贴身男仆在隔壁把衣服从箱子里取出来。
他把火车上的全部报纸都带来了，他拿起《泰晤土报》，读着上面的社论，然后再看国会报告。
过了一会儿，他的贴身男仆考斯奈特把旅客名册给他拿来了。
“船都满员了，爵爷，”他把名册放在桌上说。“我希望有的旅客会在马耳他和亚历山大港下船。”
“我怕是太拥挤了，”萨耶勋爵说，他想到自己是要到甲板上去做体操的，就怕那里人太多。“船上有我们认识的人吗，考斯奈特？”
他知道自己的仆人和他一样熟悉①他的朋友和许多相识的人。
①原文是法文。
“有一位波斯绅士我们三年前见过，爵爷，那时我们在德黑兰和我们的大使住在一起。”
“唤，好极了！”萨耶勋爵回答，“我很高兴再见到他！”
“还有桑德福勋爵和夫人，尊敬的默雷夫人以及爱琳顿夫人，这些人我想爵爷都认识。”
“对，当然认识，”萨耶勋爵低声说。
这些人全都单调乏味，只有那位外交官的妻子默雷夫人是个例外，他曾在几个重大的场合见过她，觉得她很有魅力。
当他重新开始看报时，嘴唇上隐含着微笑。
这次旅行终究不会太沉闷了，那位有红头发和微睨的绿眼睛的默雷夫人毕竟和格屈露德毫无相似之处。
在二等舱里第一次进晚餐，真有点出乎伯蒂拉的意外。
她以为自己总可以有一张单独的桌子，可是却发现旅客们都坐在一张长长的公用桌旁用餐，他们的脑瓜顶上悬挂着一只从天花板上吊下来的细颈水瓶。
吃饭的人坐得相当靠近，所以无法保持矜持的态度，谁也得和左右手的人打招呼。
她坐在一个橡胶种植园主的旁边，此人离开马来亚回国了一次，现在他热切地盼望回到妻子和三个孩子的身边去。
他喋喋不休地详细描述他两个儿子的外貌以及他打算怎样靠他的种植园赚钱。
伯蒂拉另一边坐着一位上了年纪的苏格兰人，他是一位在新加坡开设几家商店的中国佬手下的欧洲采购员。
船上蓄意把欧洲白人都集中安排在她坐的那头，但她注意到桌子的另一头——幸好是在房间的老远处——正坐着那个她刚上船时老盯着她看的荷兰一爪哇混血种男人。
她分明感觉到，在吃这顿晚饭的过程中，他一直盯着她看，她还有一种不安的感觉，那就是：看来他打算一吃完饭就来同她搭汕。
她赶在大多数旅客之前就迅速溜走，并立刻回到自己的舱房，总算智胜了他。
她打开了行李，此刻船已行驶在海上，这间舱房显得不是那么压抑或单调了。
看到自己的东西散置在各处，似乎有了在家里的感觉。
船已经往外驶入了英吉利海峡，海里风浪很大，伯蒂拉脱了衣服，拿起一本她特别想看的书，躺在睡铺上，拧亮了看书用的灯。
这是很惬意的，她想，等她对这艘船和陌生的乘客习惯了以后，也许还会交上几个朋友呢。
她微笑着想，要是母亲听她说起在二等舱里见到些什么人，她是会吓坏的，更不用说和这些人友好相处了。
她很清楚，即使她想和头等舱的人在一起，事实上也是办不到的，因此她必须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随遇而安。
饭食虽然不能说十分美味，至少还可以下咽；她可以肯定，在船上即使学不到什么别的，至少也能靠获得第一手材料来了解生活在她将前去的那部分世界中的人们。
迄今为止，她已经认出了中国人、印度人、两个她确认是来自巴厘的男人，当然还有那个荷兰一爪哇混血儿。
“我想他大概是个很讨厌的人，”伯蒂拉自忖，因此她打定主意要尽力躲开他。
然而，在晚上作决定是一回事，第二天要执行这个决定就更难了。
海上风急浪高，伯蒂拉裹着一件最能保暖的外衣来到甲板上，只见那里只有很少几个人。
她打算在甲板上快步走几圈，锻炼身体，可是船摇晃得厉害，使她无法进行锻炼。
她站定，刚看了一会儿波浪在船首破碎的情景，正想回进舱里去，忽听得一个带着明显的荷兰口音的声音说：
“早晨好，奥文斯顿小姐！”
就是那个荷兰一爪哇混血儿，她以尽可能冷淡的口气说：“早安！”
“你很勇敢，我本以为今天风浪这么大，你是不会离开船舱的。”
“我希望自己不晕船，”伯蒂拉回答。
她本想走开，但那个男人和她站得很近，由于船的晃动，要是她经过他的身边，就难免要向他歪过身子去。
因此她只得在原地站定，握住栏杆，眼望着大海。
“我希望，奥文斯顿小组，在这次旅行中我能和你交个朋友。”
“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姓？”伯蒂拉问。
那个男人发出一声深沉的笑，这笑声似乎发自他那颇为粗壮的身躯的最深处。
“我不是个侦探，”他说，“我只是问了管事的。”
伯蒂拉没理他，过了一会儿他说：
“我的姓名是范·达·坎普夫，正如我刚才说过的，奥文斯顿小姐，我希望我能和你交个朋友。我看得出来弥是独身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