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与苏的约会，才刚刚开始。
两个人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
我们谈很多，说很多，兴趣也相同，大家都略为保守，同时也很用功读书。
他说最喜欢我有常人所没有的耐力。
我说：“其实我为人也颇为毛躁，但与彼得可能有些缘份，我打心里喜欢他，他显然发觉了，”我把彼得送花的事告诉苏，“比与所谓正常人交朋友容易得多。”
苏点点头。
我说：“正常的人大部份太爱自身，但彼得懂得爱他人。”跟彼得，我学会很多。
苏说：“你的见解很特别。”
在那一个星期内，我都期待去见彼得。
周末来临，苏想与我一齐去找彼得，我摇头，怕他同彼得不熟，引起彼得畏缩。
我如常单独赴会。
罗太太说：“你为我们，牺牲许多社交生活吧。”
“相反，”我说：“替我带来许多有意义的周末才真。”
他们笑。
彼得也笑。彷佛听得懂的样子，我握住他的手。
不知是否心理作用，他眼珠里彷佛有一丝生气。
我情不自禁的拥抱他。
彼得将我的手贴在地面孔上。
罗太太看了丈夫一眼，“他好像知道要与严分开似的。”
我说：“不会，每星期我会去看他。”
彼得被送走了。
我独自返回宿舍。
爱丽丝在房中听音乐。
她说：“低能儿最难应付的是性问题。”
我说：“性根本是全人类最难应的问题。不是失去控制便是压抑过度。”
爱丽丝不语，半晌她笑，默认。
“低能儿因为毫不掩饰，所以人家看得到他的困难。是不是？”我说。
“你与罗冢那孩子有真感情。”她诧异的说。
“是的。”我叹气，“社会上少数分子一定受歧视，如同性恋人、伤残者，他也不例外。”
爱丽丝让：“别太深入的去想他，有些事想太多是不行的。”
我点点头。
“听说你有男朋友了？”她忽然问。
“是。”我承认。
“也是时候了”她说：“同学说看到他送你回来。”
一切仿佛没有遗憾。
我们走得很好。星期六一齐去探望彼得，会得在疗养院遇见罗先生及太太。
罗太太看到彼得可以画简单的图画，很后悔没有早日把他送进来。看得出她接受这个新的开始。
我觉得很安慰，在罗家，我如项催化剂，发挥了我的功用。
而因为彼得，我在人群中站出来，苏注意到我，他一直说注意到我是因为彼得的缘故，我沾了彼得的光。
渐渐这个孩子熟习新环境，在教导下，他学会穿衣服（扣钮扣仍有困难），摺被褥，并且接受教育。他并没有对新地方产生抗拒感。
他间始新生活之后，罗氏夫妇也有较多时间，罗大大恢复正常工作，罗先生精神好得多。
而我被解雇了。
罗先生说：“这也许是有史以来最愉快的解雇。”
我说：“不见得呢，”我愁眉不展，“我的收入锐减，要加倍节俭才行呢。”
大家都笑。
这次我可以说是功成身退。考试阶段，就没有时常去探望彼得，算一算，他的十二岁生日快要来到，罗先生他们会邀我参加他的生日庆祝吗？我颇为礼物费踌躇。
苏说我过虑，叫我不要担心。
“还有，”他说：“暑假你要回冢，这段日子势不能再见到彼得，天下无不散的筵席，这也是淡出的时间了。”
我称是。只有父母子女，兄弟姐妹，才是一辈子的事，所谓血浓于水，就是这个道理。
旁人不过适逢其会，偶而出现一下，所谓萍水相逢，凑巧点面的接触。
我笑：“说说我们的计划。”
“明年毕业，找到工作，便可以谈论婚嫁，你说如何？”
“太快了。”我乱摇手。
“我说明年，现在先下定洋。”苏笑。
咦，世上简直没有一个老实人，连他都说起这样的花梢话起来。
明年也差不多是时候，他们说最适合结婚的时候是相识约大半年之后，一年多也可以，拖长就没诚意。
既然认为在一起愉快，结婚是明智之举。
彼得渐渐在我们生活中淡出。
暑假前与罗太太通电话，她说要送我们行，硬是要见我们一次，我与苏答应下来。
到了约定的地方，没想到彼得也在，他胖了壮了，我很兴奋，趋向前去问池：“还记得我吗？”
谁知道他张口叫我：“严……严。”
我们都感动了。与彼得，往往有感情上真正的交流。
他交上一张卡片给我，我接过看。是他亲自绘制的，画着一个新娘及一个新郎。新娘比校高大，显示在他心目中地位重要，而且穿戴考究。
我谢了又谢。
如不是赶著回港相亲，我真想再与彼得多聚。
他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朋友，事实上以后不知道还会不会有这样的朋友。永远不会有吹捧拍这类面具出现。
我说我会永远记得彼得。
苏说他也是。
恼人天气
认识亚历山大杜维治之前，我认为异族通婚是天下间最可笑的事。
但现在我正在考虑，如果他开口的话，我是否应当答应他。
杜维治并不英俊。但他高大、神气、端正，因为家庭背景及教育都好，所以有一股雍容之气，很乾净，衣著考究，故此与殖民地常见的邋遢洋人有很大的分别。
他由波士顿调来做一年的电脑计划，尚有两个月期满返回北美，但至今尚未习惯这个东方的大都会。
脏，他说。挤，他又说：人们又无礼。
第一次见面，我为此憎恨他，血液中慈禧太后的遗传因子发作，冷冰冰的回说：“回波士顿去吧。”
那是一个鸡尾酒会派对。
我最不喜欢鸡尾酒会，为著业务不得不来站著，身上穿一套诗韵大减价买回来充场面的华伦天奴礼服，五折还得六千元，已经满身不自在，这个外国人还要埋怨我士生土长的城市对他不够好。
再让他加一条罪名吧：这里的女人傲慢粗鲁。
我老阗同我说：“你不应叫他滚回老家去。”
“那么，爬回去吧。”
“为什么心情这样坏？”
“我不喜欢洋人。”
“这话从一个在伦敦读完管理科硕士的女子口中说出来，未免稀奇。”
不熟悉他们，也就没有资格不喜欢他们。
我是个读书人，比不得一些无知妇孺，在家坐久了，靠偏见为生。
“什产地方都有好人。”老板说。
“是是，百步之内，必有芳草。”
“我是他同学，他同我诉苦，并无过份之处。今日带你出来，特意把他介绍给你。”他板著面孔。
我诧异起来。
“桂，你廿七岁了，别一直这样天真好不好？”他脸色变得非常严厉“我是为你好，杜维治比你大五岁，未婚，人家是波士顿望族，天主教徒，花旗国公民，嫁了他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我开头尚不大明白，等回过意来，忍不住哈哈大笑，笑得眼泪流出来，笑得弯下腰，笑得老闱差点儿开除我。
原来担心我前途，替我做媒来著。
真的，是真为我好，否则还不会担这么大的关系。
嫁过去什庆都解决了：住屋、工作、护照、归宿。
但我是我，在伦敦六年，这样的机会并不算得上千载难逢，人就是这样，取得到的东西便不算稀奇。
我说：“不敢当，我没有资格做花旗国主妇．那些洋汉子习惯把女人当洗衣机洗碗机，做主妇什么都─脚踢，过节动不动叫二三十人回来吃饭，平日闷得慌，我太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