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芬，”叶成秋叫我母亲，“听听谁在同我们比老。”我们不停地笑。
“咦，这是什么？”他指向我襟前。
“是母亲送给陶陶的古董笔，我别在这里。”
他怪叫起来，“是不是我送的那支？”
母亲说：“当然不是，真小气，八百多年前送过什么还刻骨铭心。”
“之俊像足你当年。”
我分辩，“其实不是，陶陶像她才真。”
母亲说：“外人见有一分像就觉像。”
“我还算外人？”
我低头一想，实在不算外人，我第一个皮球是他买的，第一个洋娃娃也是他买的。
他问我：“还在读书啊？”
我点点头。
母亲咕哝，“有啥好读？六七年还没毕业，不过是什么公司秘书课程。”
我心虚地赔笑。
母亲说：“当年供你留英留法你偏偏要谈恋爱，此刻下了班还到处赶课堂，自作孽。”
叶成秋忙来解围，“喂，再唠叨就是老太婆了，之俊有志气有恒心是最难得的，别忘记我当年也是沪江大学的夜校生。”
我知道他们都没有毕业，都在一九五○年前后到香港来。
母亲咕哝：“那时我们多吃苦……”
叶成秋似笑非笑地看着她，“你吃苦，你吃什么苦？躲在租界里，你知道日本鬼是什么样子？”
母亲白他一眼，“你这个成见总无法磨减，不上演过一江春水向东流就不成为中国人似的。”
他们很明显地在优雅地打情骂俏。
我站起来告辞。
叶成秋搭讪地说：“我送之俊。”
“你再多坐一会儿。”我说。
母亲即时说：“不必留他，一起走吧。”
我们只得走了。
叶伯伯在电梯里对我说：“你比你母亲成熟。”
他爱她。
爱一个人就是这样，什么都包涵，什么都原谅，老觉对方可爱、长不大、稚气，什么都是可怜的，总是舍不得。
我深深叹口气，母亲真是不幸中之大幸...，叶成秋一直在她身边。
“叶伯母的病怎么样？”我问。
他黯然，“尽人事而已。”
“也拖了很久。”
“这种癌是可以拖的。”他说，“但是拖着等什么呢？”
“等新的医药呀。”
“哼，三年了。一直看着她掉头发发肿呕吐。之俊，生命中充满荆棘，我们的烦恼为什么这么多？”
我说：“不然，怎么会有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这个说法呢？”
“你们年轻人到底好些。”
“叶伯伯，我也不算年轻了。”
“你一直是个特别的孩子，之俊，你的固执和毅力都不似得自你父母。”
我苦笑，“你意思是，我好比一条盲牛。”
他说：“之俊，如果你是我的女儿，我会快活过现在。”
叶成秋的儿子是本市著名的花花公子。
“我也并不成材，你听到我母亲怎么批评我。”
他笑。
我最喜欢看到叶成秋笑，充满魅力、成熟、漂亮的笑，一切都可以在笑中解决，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他的肩膀可以担起生活中无限疾苦，多少次我们母女在困境中团团转，他出现来救苦救难。
我仰慕这个人，公开地，毫不忌讳地说过一千次，如果要我组织家庭，配偶必需像叶成秋。这个男人是一个奇迹，任何考验难不倒他，长袖善舞，热诚周到，面面俱圆，几乎男人所有的优点他一应皆全，再加上丰富的常识，天文地理他无所不晓，又懂得生活情趣，这是太重要的一环，他早已成为我与陶陶的偶像。
当然叶成秋的儿子可以成为花花公子，只要学得他父亲十分之一本事已经足够。
“我送你。”他说。
司机开着他黑色的丹姆拉在等候。
真看不出他当年在上海只是一个读夜校的苦学生。
母亲说他有好多兄弟姐妹，他父亲是个小职员，住在银行职员宿舍，与母亲是中学同学，是这样爱上的。母亲为了他，连家中的汽车与三轮车都不坐了，甘心乘电车，他是文艺小说中标准的穷小子，即使毕业找到工作，待遇菲薄，又得照顾弟妹，没有什么出息，做他妻子前路黑暗，外婆努力拆散了他们。
我要是外婆，我也这么做，我也不允许陶陶跟这么一个贫穷的年轻人去吃苦，谁会晓得时局会大变？
我抬起头说：“我自己开车得啦。”
“要不要去吃杯咖啡？”他问，“时间还早。”
我笑，“真可惜本市没有一间凯诗令。”
“你想去凯诗令”
“我哪里有资格上凯诗令，那是令尊追女仔的地方。”
“现在你大了，不比以前那么豁达，怕闲话是不是？”
我答：“免得人家说杨家三代的女人都同叶某有来往。”
他讶异地说：“有谁那么多嘴？”
我忍不住笑，“我父亲。”
他不悦，“杨之章一张嘴像老太婆。”
“你们三个人真可爱，”我说，“争风喝醋三十载。”
“之俊，再过几年，你会发觉，三十年并不是那么艰难过，一晃眼岁月悠悠过去，好几度午夜梦回，我蓦然自床上跃起，同自己说：什么，我五十三岁了？怎么会？我什么也没做，已经半百？生命是一个骗局。”他笑。
说话中的辛酸并不是笑容可以遮盖。
叶成秋唯一的诉苦对象可能是我。
我打开车门。
“生意好吗？”叶成秋问。
“没关系，有苦经的时候，我会来找你。”我笑。
“你要记得来。”
每次不待我们开口，他已经照顾有加。真正帮人的人，是这样的，至亲友好有什么需要，暗中留神，不待人家厚着面皮开口，立即自动做到。不是太难的事，一个人有多少至亲好友，应该是数得出的。
还有次一等的，便是待人开口，他才动手帮忙，借口是：我怎么知道他会不会多心嫌弃？
最下等的人，倒不是有能力不肯帮人的人，而是一直老认为人家非得帮他的人。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叶成秋都是上等人。
回到家已经很晚。
陶陶熟睡，穿着铁皮似的牛仔裤。真服了她，明明去跳舞，忽地换了衣服，也许这是她的睡衣。
第二天一早她上学去了。
我出奇地疲倦，在床沿坐了很久才洗脸。
每天用毛巾擦脸的时候就有无限厌倦，这张老脸啊，去日苦多。
也许没有陶陶就不觉得那么老，看着陶陶在过去十七年多每年长高九厘米，真令我老。
有那么大一个女儿真是躲都没法躲的，我还敢穿海军装不成？
陶陶不在的时候，我特别空虚。
回到公司，女孩子同我说，关太太找我多次，十万分火急，关太太很生气，说：为什么杨小姐身边不带备一只传呼机。
找一口饭吃不容易。什么叫十万分火急，我又不止她一个户头，不一定能够即刻拨时间给她。
不过近年来我也想开了，无论多么小的生意，也很巴结地来做，表示极之在乎。
我复电给她，她却在睡中午觉。我答应“在上肇辉台时再顺带到你处弯一弯”。
到她那里她倒面色和蔼，她只不过是寂寞，要人关心她。碰巧我也寂寞，不是损失。
好消息，关太太的浴室要装修。这使我有痛快的感觉，可以把人家的家弄成防空洞一样也只有这个机会：瓷砖整幅扯下来，瓷盆敲脱，浴缸往往要拆掉一面墙壁抬出去扔掉，换去生锈的水喉管，使之焕然一新。
也有烦恼，怕主人家要新铺金色瓷砖，及在天花板镶镜子。
关太太说：“我要金色水龙头，以及意大利手工彩描洗脸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