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以，”我说，“陶陶还未满十八岁，她没有护照，我想我们不用再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你应当很高兴我仍让你与陶陶出去看戏跳舞。”
我声音严厉起来，倒像是个老校长。
乔其奥露出讶异的神色来，这小子，没想到我这么古板吧，且毫不掩饰对他的反感。
嘿，他也不是省油的灯，并不敢与我硬拼，立刻退而求其次，打个哈哈，耸耸肩，笑着说：“也许等陶陶二十一岁再说。”
我立即说：“最好是那样。”
陶陶吐吐舌头，笑向男朋友警告：“我早同你说，我母亲有十七世纪的思想。”
做外婆的来打圆场，“好了好了，今年不去明年去。”
“但妈妈，我想拍这个广告片。”陶陶不放松。
“什么广告片子？”
乔其奥接下去，“黄金可乐的广告。”
我看着陶陶，她面孔上写满渴望，不给她是不行的，总得给她一些好处，这又不准，那又不许，迟早她要跳起来反抗。
我说：“你把合同与剧本拿来我瞧过，没问题就准你。”
陶陶欢呼。
我的女儿，长那么大了，怎么可能？眼看她出生，眼看她呀呀学语，挣扎着走路，转眼间这么大了。小孩子生小孩子，一晃眼，第一个小孩子老了，第二个小孩子也长大成人。我简直不敢冷眼旁观自己的生命。
这一刹那我觉得凡事争无可争。
“妈妈，我不在家吃饭。”
“明日，明日记得是你外公生日。”
“我也要去吗？”陶陶做一个斗鸡眼。
“要去。”
“送什么礼？”
“我替你办好了。”
陶陶似开水烫脚般拉着乔其奥走了。
女大不中留。以前仿佛有过这样的一套国语片，母亲带我去看过。
妈妈再坐了一会儿也走了。
我暂时放下母亲与女儿这双重身份，做回我自己。开了无线电，听一会儿歌，取出记事簿，看看明天有什么要做的，便打算休息。
陶陶没有回来睡。她在外婆处。
午夜梦回，突然而来的絮絮细语使我大吃一惊，听仔细了，原来是唱片骑师在喃喃自语。
我撑起床关掉无线电，却再也睡不着了。
第二天一早回公司。
所谓公司，不过是借人家写字楼一间房间，借人家一个女孩子替我听听电话。
你别说，这样的一间公司在五年前也曾为我赚过钱，我几乎没因而成为女强人，至今日市道不大如前，我仍然做私人楼装修，即使赚不到什么，也有个寄托。
最近我替一位关太太装修书房，工程进行已有大半年，她老是拿不定主意，等浅绿色墙纸糊上去了，又决定撕下来，淡金色墙脚线一会儿要改木纹，过几日又问我能否接上水龙头，她不要书房要桑那浴间啦。
我与她混得出乎意料的好。
关太太根本不需要装修，她的态度似美国人打越战，麻烦中有些事做，挟以自重。
我？我反正是收取费用的。她现在又要我替她把那三米乘三米的书房装成化妆室，插满粉红色鸵鸟毛。
嗳，这行饭有时也不好吃，我也有周期性烦躁的时候，心中暗暗想逼她吃下整只生鸵鸟。
不过大多数时间我们仍是朋友。
我出外买了礼物，代陶陶选一打名贵手帕给她外公。
五点多她到我写字楼来接我，我正在与相熟的木匠议论物价飞涨的大问题，此刻入墙衣柜再也不能更贵等等，陶陶带着阳光空气进来，连木匠这样年纪身份的人都为之目眩。
我笑说：“这是我女儿。”
“杨小姐，你有这么大的女儿！”他嘴都合不拢。
我心想：何止如此，弄得不好，一下子升为外婆，母亲就成为太外婆。
太外婆！出土文物！这个玩笑不能开。
我连忙说：“我们改天再谈吧。”
木匠站起来，“那么这几只松木板的货样我先留在这里。”
他告辞。
陶陶在有限的空间里转来转去，转得我头昏。
“杨陶，你给我静一静。”我笑。
“你看看我这份合同。”她十万分火急。
我打开来一看是亚伦蔡制作公司，倒先放下一半心。这是间有规模的公司，不会胡来。
我用十分钟把合同细细看过，并无漏洞，且十分公道，酬劳出乎意料之外的好，便以陶陶家长身份签下名字。
陶陶拥抱我。
我说：“不要选暴露泳衣。”
“妈妈，我赚了钱要送礼物给你。”她说。
陶陶都赚钱了，而且还靠美色，我大大地讶异，事情居然发展到这个地步。
“这份工作是乔其奥介绍的。”陶陶说。
我说：“你不提他还好，陶陶，外头有人传说，他专门陪寂寞的中年太太到的士高消遣。”
“有人妒忌他，没有的事。”陶陶替他申辩。
“看人要客观点。”
她回我一句：“彼此彼此。”
我气结。
“妈妈，”她顾左右而言他，“看我昨日在外婆家找到什么。”她取出一支钢笔，“古董，叫康克令，是外婆念书时用的。”
“你怎么把外婆的纪念品都掏出来，还给我。”我大吃一惊，“这是叶成秋送她的。”
“叶公公是外婆的男朋友吧？”陶陶嬉笑。
我把笔抢回来，“你别把人叫得七老八十的，你这家伙，有你在真碍事，一个个人的辈份都因你而加级。”
“外婆跟叶公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陶陶问。
“他们以前是同学。”
“他们以前一定很相爱，看得出来。”
“你懂什么？”
“但外婆为什么忽然嫁了外公？是因为有了你的缘故？”
“你快变成小十三点了。”
“看，妈妈，有什么话是不能说的呢？我又不是昨日才出生的。”
我叹口气，“不是，是因为太外婆不准你外婆同叶公公来往，你叶公公一气之下来香港，外婆只好嫁外公，过一年他们也来香港，但两人际遇不同，叶公公发了财，外公就一蹶不振。”
陶陶听得津津有味，“你可是在香港出生？”
“不，我是上海出生，手抱的时候来到香港。”
“那日乔其奥问我可是上海人，我都不敢肯定。”
我没有回答她这个问题。
“我父亲可是上海人？”陶陶问下去，“什么叫上海人？我们做上海人之前，又是什么人？”
我笑道：“我们世世代代住上海，当然是上海人。”
“但以前上海，没有成为大都市之前，又是什么样子？”
“我不是考古学家，来，上你外公家去。”
“咦，又要与大独二刁见面了。”
我呆住，“你说啥？”
“他们两兄弟。”
“不，你叫他们什么？”
“唐伯虎点秋香里的华文华武呀，不是叫大独二刁？”
我轰然笑起来，不错，陶陶确是上海人，不然哪里懂得这样的典故。我服帖了，她外婆教导有方。
母亲是有点办法的，努力保持她独有的文化，如今连一姐都会得讲几句上海方言。
陶陶口中的大独二刁并不在家。
我与父亲单独说了几句话。
父亲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发蜡香气扑鼻，有点刺人，身上穿着国语片中富贵人家男主角最喜欢的织锦短外套，脚上穿皮拖鞋。不止一次，我心中存疑，这些道具从什么地方买来？
这就是我的父亲，在我两岁时便与母亲分手的父亲。
记忆中幼时我从没坐过在他膝头上。我熟悉叶伯伯比他更多，这也是他气愤的原因。
“爹，”我说，“生日快乐。”
“一会儿吃碗炒面吧，谁会替我庆祝呢，”他发牢骚，“贫在闹市无人问，五十岁大寿不也这么过了，何况是小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