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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楔子

  七月,一向不是我写作的季节,何况,今年我的情绪特别低落。某种倦怠感从冬季就尾随着我,把我紧紧缠绕,细细包裹,使我陷在一份近乎无助的慵懒里,什么事都不想做,什么事都提不起劲来,尤其对于写作。

  写作是那么孤独,又那么需要耐心和热情的工作。这些年来,我常觉得写作快要变成我的“负担”了。我怕不能突破自己以往的作品,我怕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我怕失去了热情,我更怕——亘古以来,人们重复着同样的故事,于是,我也避免不了重复又重复——写人生的爱、恨、生、死,与无可奈何。我的好友三毛曾对我说过一句话:

  “如果我们能摆脱写作,我想我们就真正解脱了!”



  或者,只有写作的人才能了解这句话。才能了解写作本身带来的痛楚,你必须跟着剧中人的感情深入又深入的陷进去,你必须共担他们的苦与乐,你必须在写作当时,作最完整的奉献,那段时间中,作者本身,完全没有自我。所以,最近我常常在失眠的长夜里,思索这漫长的写作生涯中,我是否已经奉献得太多了?包括那些青春的日子,包括那些该欢笑的岁月,包括那些阳光闪耀在窗外,细雨轻敲着窗棂,或月光洒遍了大地的时候。我在最近一本小说《昨夜之灯》中写了一段:

  “全世界有多少灯?百盏,千盏,万盏,万万盏……

  你相信吗?每盏灯下有它自己的故事?”

  是的,每盏灯下有它自己的故事。其中一盏灯光下,有“我”这么“一个人”,“孤独”的把这些故事,不厌其烦的写下来,写下来,写下来……

  于是,我会问“为什么?”于是,我会说“我累了。”我从不认为自己的写作是多么有意义的工作,我也从不觉得自己有“使命感”。当初,吸引我去写作的是一股无法抗拒的狂热,其强烈的程度简直难以描述。而今,岁月悠悠,狂热渐消。于是,我累了,真的累了。

  今年,我就在这份倦怠感中浮沉着,几乎是忧郁而□徨的。我一再向家人宣布,我要放弃写作了。又隐隐感到莫名的伤痛,好像“写作”和我的“自我”已经混为一体,真要分开,是太难太难太难了。又好像,我早已失去“自我”了。在那些狂热的岁月里,我就把“自我”奉献给了“写作”,如今,再想找回“自我”,蓦然回首,才发现茫茫世界,竟然无处有“我”。这种情绪很难说清楚,也很难表达清楚,总之,今年的我颇为消沉,颇为寥落,而且,自己对这份消沉和寥落完全无可奈何。最可怕的,是没有人能帮助我。



  七月,天气很热。

  七月,我正“沉在河流的底层”。“沉在河流的底层”是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句子,第一次读到它的时候我才十几岁,懵懂中只觉得它好美好有味道,却不太明白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后,在我的作品中,我不厌其烦的引用这个句子,说来惭愧,依然不太明白它的意思。现在,我又引用它,更加惭愧!我还是不太懂。我给了它一个解释,河流是流动的,“沉在河流的底层”,表示“动的是水,静的是我,去的是水,留的是我,匆匆而过的是水,悠悠沉睡的是我。”

  不管这解释对不对,我的心情确实如此。

  就在今年这样一个七月的日子里,有封来自屏东万峦乡的短短小笺,不被重视的落到我眼前,上面简单的写着:

  “琼瑶女士:您好!

  在以前你不认识我,希望以后你能认识我,很奇怪,是吗?这里有一个故事;我一直想写但写不出来,一个我的故事,我和“鸵鸵”的故事。“鸵鸵”是她的乳名,一个发音而已,湖北话。她今年二十四岁,我二十六岁。她和我在民国六十六年(一九七七)十月二十四日晚上八点十分在同学的舞会中认识,这其中发生了许多许多感人的事。她那儿有我完整的资料:信、素描、字画、各类的东西。我这儿有她的照片,我的三本日记,信有五百封左右。一切资料均有,但我写不出任何一个字。请帮我一个忙好吗?帮我写出这个故事。

  此祈愉快

  韩青敬上

  又及:她本名袁嘉佩,我叫她‘鸵鸵’。辅大。我本名就叫韩青,文大。

  请联络:我家电话(八七)八八八×××。”

  这封信没有带给我任何震荡,因为信里实在没写出什么来。而这类信件,我也收到得太多了。我把信搁置在一旁,几乎忘记了它。几天后,我收拾我那零乱的书桌,又看到了这封信,再读一遍,我顺手把它夹在“问斜阳”的剧本里。

  再过几天,我看剧本,它从剧本中落了出来。

  怎么?“它”似乎不肯让我忽略它呢!

  我第三次读信。读完了,看看手表,已经是半夜了。屏东万峦乡,很陌生的地方,不知道那位“韩青”已入睡否?或者,我该听听他的故事,即使我正“沉在河流的底层”,不想写任何东西,听一听总没有害处。而且,某种直觉告诉我,写信的人在等回音,写信的人急于倾吐,写信的人正痛苦着——

  他需要一个听众。于是,我拨了那个电话号码,感谢电信局让台湾各地的电话可以直接拨号,而且没有在每三分钟就插嘟嘟声,来打断通话者的情绪。我接通了韩青,谈了将近一小时。然后,我在电话中告诉他:“把你的日记、信件、资料统统寄给我,可是,我并不保证你,我会写这个故事,假若你认为我看了就一定该写,那么,就不要寄来!”“我完全了解,”他说,很坚定。“我会把资料和一切寄给你。”三天后,当邮局送来好几大纸盒的信件和日记时,我简直呆住了。天知道,我每日忙忙碌碌,还有多少待办要办和办不完的事,我如何来看这么多东西?但,在我收到这些东西时,我忽然想起了乔书培(另一个寄资料给我的人,我后来把他的故事写成了《彩霞满天》)。于是,我安安静静的坐了下来,安安静静的打开纸盒,安安静静的拿起第一本日记……有张照片从日记本里落出来了,我拾起照片,一男一女的合照,照片里是个笑得傻傻的大男孩子,一个长发中分的大女孩子,男的浓眉大眼,是个挺漂亮的男生,女的明眸皓齿,笑得露出两排白牙,亮亮的,清清纯纯的样儿。我放下照片,打开日记,扉页上写着:

  “我堕落于五百里深渊,

  而鸵鸵,你使我雀跃。”

  我开始看日记,开始看信件,由于信件太多,我只能抽阅。韩青必然是个很细心的男孩,每封信上都有编号,鸵鸵必然是个很细心的女孩,每封信里都有确切的写信时间: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奇怪吧,韩青寄来的资料里竟有双方的信。)几天之后,我仍然没有看完这些资料,但,凭我的判断,这故事并不见得惊天动地,或曲折离奇。可是,它让我感动了,深深的感动了。不止感动,而且震动。感动在那点点滴滴的真实里,感动在那零零碎碎的小事上,而震动在那出人意料,令人难以置信的“结局”中。等不及看完这些信,我再打电话给韩青:“你可不可能到一趟台北?当面把你们的故事说给我听?”我问,不忘记再补一句:“可是,我不一定会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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