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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夜之间,我和小娟已成为了好友、姐妹、及亲人。凌晨,我们投宿在一个农家。母亲给她洗了澡,换上我的衣服,受伤的地方也搽上了药。于是,我和她躺在一张床上,我挽著她,头靠著头,肩并著肩,就这样亲亲热热的睡了。

  那天我睡得不安稳,依稀恍惚的听到,父亲母亲一直没有睡觉,而在研究路线,似乎,当夜我们就可以穿出日军的火线,走出沦陷区了,因而,他们特别紧张,也特别兴奋。然后,他们在讨论捡到的女孩,讨论了很多很多,什么人性、现实、经济、自身难保……我听不懂,后来,我睡著了。

  迷糊中,我被母亲摇醒了,我坐起身子,母亲轻嘘了一声,示意我不要吵醒小娟。我睡梦朦胧的被穿好衣服,带出农舍,天上无星无月,又是一个暗沉沉的夜!直到我坐进箩筐中,我才陡然惊醒了过来。我挣扎著站起身子,惶惑的嚷著:“妈妈,你们忘了小娟了!”

  母亲按住我,她试图对我说明白:“凤凰,我们没有办法带小娟一起走,我们要走的路太长了,已经自顾不暇,实在没办法再多带一个小孩!这家农人认得小娟的舅舅,我已经留了钱,托他们把小娟送到她的亲人家里,这是我们惟一可以做的事。”



  “可是,妈妈……”我慌乱的喊:“小娟以为我们会带她一起走的!你也答应了的……”

  “孩子!”母亲长叹了一声,满脸凝肃。“你要懂事一点!”

  我不敢再说话了。坐在箩筐中,我们开始了前进。箩筐颠簸著,四周寂然无声,我们涉过小河,穿过稻田……夜风带来深深的凉意。我瑟缩在箩筐里,悄悄的哭泣著。孩子的感情多么奇怪,离开祖父时我没哭,离开小娟时我却哭了。我哭了很久,因为,我总是想著,当小娟醒来后找不到我们,将多么伤心和绝望呢!(事后很多很多年,我才能体会父母毅然留下小娟的那份无可奈何。战争中,生死聚散,原是那样不由自主的事!)黎明时,我们穿过了火线。

  中午时分,我们见到了第一队国军,看到了第一面国旗,在父母欢欣雀跃中,我以为,前面都是光明大道了。怎料到前面还有重重困厄,和更多更大的风浪呢!无论如何,我们结束了“夜遁”的时期,恢复了“晓行夜宿”的生活,开始一段长途的跋涉。那一路上,我始终依依怀念著那女孩──直到如今。

  第九章 曾连长

  曾连长,那是我一生难忘的人物!



  曾连长,那是我们这一次逃难中,命运安排给我们的最大的奇迹!曾连长,如果我们没有遇到他,我们一家人的历史都必须改写!曾连长,曾连长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当我们穿出了日军的封锁线之后,眼见的是宽敞的大道,耀眼的阳光,和一队队南下的中国军队。我们不必再偷偷摸摸躲日本兵了,不必再担心被捕和枪杀,天知道我们有多高兴!那些日子,我们孩子们依然被挑夫挑着,沿湘桂铁路的路线往广西走。但是,才走了几天,我们就发现情况完全不像我们想像的那样简单。首先,这条路上已经少有难民,老百姓要走的早就走了,剩下的农民是根本不预备离开乡土的。(湖南人土观念极重,轻易不离故乡。)我们这挑着孩子,打扮得不伦不类的一家人,显得非常特殊。其次,我们正赶上了抗战史上的“湘桂大撤退”,各路驻守国军,正撤离湖南,因而整条马路上,有骑兵,有辎重,有步兵,有伤兵……一队一队,不知道有多少人马。这些国军行军速度极快,我们这家人却进度缓慢,杂在军队中前进,难免会妨碍行军。于是,牵牵绊绊,推推拉拉,我们一直被前面的军人往后挤,后面的军人往前推,经常弄得进退无据而狼狈不堪。母亲生平没有受过这样的罪,没多久,就走得双脚都起了水泡,再两天,水泡磨破了开始出血,一跛一跛的显得极为痛苦。两个挑夫不堪负荷,也开始抱怨和提出辞意,父亲竭力挽留,一再提高他们的待遇。我们孩子在风吹日晒之下连日奔波,也逐渐困顿了下来。这样,我们的速度是越来越慢了。就在这艰苦的行程里,日军的轰炸机出现了,经常是一阵降隆机声,由远而近,然后呼啸着从我们头顶掠过。国军们虽在撤退中,仍然纪律严明,他们背上都背着掩护用的稻草,轰炸机一过来,他们就地一滚,就只看到一片稻草。日本飞机很少投弹,(它们多半是奉命去炸城镇的。)却偶尔会来上一阵扫射,那就相当可怕而触目惊心了。

  危机越来越重,几天后,我们得到消息,日军正沿湘桂铁路追打过来,国军奉命保全实力,尽量撤向广西,而避免正面交战。于是,军队的行军速度更快,我们夹在军队中,也更加行动不便。国军作战之余,饱受风霜之苦,难免都脾气暴躁而易怒,当我们妨碍了行军时,各种吆喝也纷纷而至:

  “让开!让开!老百姓别挡住军队!”

  “你们不会走小路?一定要妨碍行军吗?”

  “你们懂不懂,军队为你们老百姓打了多少仗?你们还在这儿碍事!”我们被推前推后,说不出有多狼狈。

  这样,一天中午,敌机又隆隆而至,军人们都伏下身来,辎重和马匹也被牵往隐蔽的地区。我们一家人没有掩护,就都避向山腰底下的一棵大树下面,站在树下,眼看那些敌机一架架的掠过头顶。在那大树底下,并不是只有我们一家人,还有几个军官,带着辎重也在那儿掩蔽。其中有一个军官,一直对我们不住的打量着,他手里牵着一匹马。说实话,我对那军官的注意力远没有那匹马来得多。那马是褐色的,高大而魁梧,鼻子里不停的喷着气。父亲看着敌机掠过,看着满路的军队,又看看委顿不堪的我们,忽然叹口气说:“不甘异族迫害,要付出多少代价!”

  穿着一身农装的父亲,一句话就泄了底牌。那军官把马绑在树上,对我们大踏步走来,望着父亲,他问:

  “你们不是普通农民吧?”

  对中国军官,父亲不需要掩饰身分,他坦然回答:

  “我是一个教员。”“教书的老师?”那军官眼睛一亮,又望望母亲:“那是你太太?”“是的,她也是个教员。”父亲说。

  “哦!”那军官黝黑的脸庞上涌起了一片肃然起敬的神色,他看看父亲又看看我们,简单明了的问:“你们要到什么方去?”“四川!”“四川?”那军官像听到了什么希奇古怪的话一般,讶然的大叫了起来:“你知道那有多远?”

  “我知道,”父亲冷静而坚决。“离开家乡,我就知道这是条多远的路,但是,我必须走!我不能留在沦陷区,让日本人侮辱!”那军官紧紧的盯着父亲。我这才注意到他,方面大耳,浓眉大眼,身材高大,肩膀宽阔……他看来和他那匹马一样;雄赳赳,气昂昂,一个典型的,粗壮的军人!一个典型的,抡枪打仗的军人!他对父亲不解的注视着,我想,他一生也没看过像父亲这种书呆子。好半天,他才问:

  “你预备就这样挑着孩子,走到四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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