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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我怀胎十月,即将临盆的时候,庆筠忽然被铝业公司选中,奉派出国!在那个年代,出国的机会,实在少之又少。人人对于出国,都趋之若鹜。有这么一个好机会,可以出国去看看这个世界,这简直是件天大的好事!庆筠一被选中,大家对他又是羡慕又是嫉妒,恭喜之声不绝于耳。我却忧愁极了。

  我不喜欢离别,我更不喜欢在我即将临盆的时候,丈夫却不在身边。我希望我的孩子呱呱落地后,能躺入他父亲的臂弯里。我知道我的想法都很自私,可是,我就没办法很快乐的去接受这件事。何况,我和庆筠刚在高雄安定下来,如果他出国,我势必要回娘家待产。中国人的习俗,回娘家生产是不受欢迎的。我相信我的父母不会那么迂腐。可是,母亲在我结婚时,就对我说过几句话:

  “我一生带大了四个孩子,觉得辛苦极了,所以,我绝不帮孩子再带孩子,如果你有了孩子,不要来麻烦我!”

  母亲对我这么年轻去结婚,本就不太高兴。现在又要回娘家生产,母亲怎会坦然接受呢?我实在很怯场。庆筠一去,就要一年多,我觉得恐惧极了。总记得和老师轻易一别,今生就再也不能重聚,如今又要面对离别,会不会历史重演呢?我怕极了。庆筠还没走,我就已经心慌慌了。



  不管我心中有多少担心和恐惧,庆筠还是决定走。我还是回到了娘家,重新住进了那间餐厅兼卧室的小房间。

  那是一九六一年七月,庆筠终于乘上飞机,飞了。我在机场,目送飞机遥遥远去,心如刀绞。为什么人生要有离别呢?为什么青春作伴,却不相守呢?为什么在我最需要他的时候,却离我而去呢?我仰望长空,极目远眺,只见云天苍茫,飞机早已隐没于穹苍深处。我不忍遽离,伫立良久,老天啊,但愿这番离别,是值得的!但愿庆筠此去,真能获益良深!但愿时光飞逝,他已归来!但愿,但愿,但愿。

  庆筠上飞机的第二天,我就动了胎气。一清早就住进了妇幼中心去生产。孩子来得并不顺利,我在产房中足足挣扎了三十六小时。我一直以为自己要死了,一直问医生我是不是要死了?我好希望庆筠在身边,握住我的手,给我一点支持与力量。庆筠不在。母亲陪了我一段时间,太累了,她先回家了。当我的儿子呱呱落地时,医院里一个亲人都没有。我孤独的躺在那儿,听着儿子嘹亮的啼哭声,我的汗水和泪水一齐滚落,心中低低的自语着:“凤凰,你以后再也不会孤独,你有儿子了呀!”

  虽然心中这样说着,但在初为人母的那一刹那,我一直躺在那儿掉眼泪。二十四小时以后,护士小姐才把我儿子抱来给我。我捧着他,凝视着他,虽然他不是个很漂亮的小婴儿,我却近乎崇拜的看着他的小手小脚,感到“生命”真是“伟大”极了。我心里充满了爱和骄傲,充满了难以言喻的震撼和感动。我对我的儿子,郑重的低语:

  “孩子!不管生命的产生是多么的‘偶然”,你却是我全心全意所期待的,所需要的,所热爱的!以后,不论我的生命中再有多少风风浪浪,我都会为你而坚强的活下去!你,就是我的希望、快乐,和最伟大的一部长篇!”

  那一年,我二十三岁。从一个年轻的“妻子”,变成了一个年轻的“母亲”。我还没有完全适应当“妻子”的角色,就要努力去适应当“母亲”的角色了。最麻烦的一点是:我搬回了娘家,我还必须兼顾当“女儿”的角色呢!



  第十一章 小庆

  我的儿子,乳名叫做“小庆”。

  小庆在婴儿时期,非常爱哭。白天哭,晚上哭,夜里也哭。我初当母亲,常被他哭得心慌意乱。带他去看医生,医生说,一切正常,哭是“运动”。但是,小庆“运动”的时间非常混乱,不管是夜深还是清晨,他爱运动就运动。我们那日式小屋,完全不隔音。父亲辛苦了一天,夜里被小庆惊醒,他就叹着气问我:“你为什么让他一直哭呢?你会不会带小孩呀?”

  我是不会带呀!抱着儿子,我整夜在屋里走来走去,拍他,哄他,哀求他:好儿子,别哭了!少运动一点呀!儿子听不懂,他仍然运动他的。母亲对我直摇头:

  “唉!如果当初考上了大学,何至于现在要受这种苦!都是任性的结果,以为结婚很好玩呢!”

  我并不觉得带孩子是一种“苦”。可是,因为我的孩子,而让父母受苦,这才是我的“苦”。那时,父母家中,麒麟去高雄做事,小弟去台中读书,只有小妹在家。小妹仍然是最优秀的小妹:小学拿了十二个第一名,考上了一女中,又连拿了好几个第一名,这年正要进高中,每天捧着书本,用功得不得了。我儿子一哭,我母亲就着急:

  “别让他老是哭了!别让他吵着小妹呀!”

  我急忙抱着儿子,冲到院子里去。一面摇晃着孩子,一面抬头看着满天星辰,心中低叹着:

  “庆筠,你在哪里呢?”

  庆筠没有回答。儿子仍然哭,我就跟着哭。

  儿子是我的希望、快乐,和爱!但是,那段时间中,我却怕极了儿子哭,每次他一哭我就会跟着掉眼泪。父母对我已经忍耐到了极点,我觉得我这样拖累娘家,实在是“罪该万死”!我怎么总是把自己弄成“罪该万死”的情况呢?

  庆筠正在“周游列国”。他这次出国,并不是出去深造,也不是出去考察,而是参加了一个“道德重整会”,出国去巡回表演。我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弄清楚,这个“道德重整会”到底在做些什么。只知道庆筠一会儿在美国,一会儿在欧洲。德国、英国、法国、瑞士……到处跑。庆筠出国时期,铝业公司照发他的薪水,我应该没有经济的困难。可是,我对于带着孩子回娘家生活,非常不安和歉然,就把这薪水,全部交给了母亲。这样,当小庆需要奶粉、衣服、营养品、医药……等的开销时,我又捉襟见肘了。偏偏庆筠从国外来了封求援的信:

  “快寄一点美金给我,因为我没钱用了!”

  怎会有这种事?他在国外,却要我寄美金给他?原来那“道德重整会”常常发不出零用钱给他们,他们个个都要靠家里“支援”。我这一下傻掉了,总不好意思向母亲要回庆筠的薪水。抱着儿子,我又开始写稿子。

  有一天,我一手抱着儿子,一手在写稿。写着写着,儿子开始哭。我正写得顺手,不愿停下来,我让儿子“运动”,自己的右手也飞快的“运动”,脑子也不停的“运动”……,正“运动”得浑然忘我,母亲怒气冲冲的在我书桌前一站,对我疾言厉色的说:“你如果想当作家,就不该这么早生儿子!既然生了儿子,就丢掉你想当作家的梦!你这样只顾写作,让孩子吵得全家人不能生活,你岂不是太自私了吗?”

  我一惊停笔,抱着儿子,惶然不知所措。那种“罪该万死”的感觉又从头到脚的罩下来。我无法为自己解释,只感到走投无路。当晚,我把头埋在儿子的襁褓中,祈求的对他低语:“儿子,你不能这么爱哭了,我求求你,你不要再哭了!给我一点时间,让我为你,为我们两个,为你的父亲,做一点事吧!”说也奇怪,儿子那晚不再哭。我奔回书桌前,飞快的继续我的小说。那夜,我写完了那个短篇。至今记得那篇小说的题目:《情人谷》。这篇小说在如此仓促之下完稿,写得并不好,隙很快的发表了,很快的拿到稿费。发表的杂志,与我后来的生涯有极大的关系,那本杂志名叫《皇冠》,那是我第一次给《皇冠》写稿。拿到稿费,马上换了美金,寄去给庆筠。我的生活,就这样,又陷入艰苦的挣扎里。庆筠很勤于给我写信,他的信是我最大的安慰。刚离开没多久,他来信中有这样的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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