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并不关心世人想什么。”张分辩。
“那么我也没有损失。”
“对了！”他鼓掌，“不要替他设想，他已经与你没有关系了，替你自己设想。”
我叹口气，“你的话中有很多真理，但是很难做到。”
“过去的事总是过去了，”他把手插在口袋中，“想它是没有用的，老实说，好像根本没有发生过，那么干脆就当没有发生过吧。”
“我可以的，我绝对可以当没发生过。”我说，“生命在今日开始，昨日永远是过去，今天甚至是皮肤也不一样。”
“但你的记忆会告诉你，你曾经做过什么，你不怀念？”
“当然，那些名贵豪华的东西，”我微笑，“永远忘不了。你记得那张玻璃茶几吗？下面放满了好东西。名贵的图章石头，银粉盒，水晶镇纸，香水瓶子，金表，记得吗？”
“我记得那只透明的电话——你从哪里找来的？”
“只要有钱，当然找得到。”
“还有那只透明镶钻石的白金手表。”他提醒我。
“可不是！”我遗憾的说。
“你倒是很够勇气。”他笑，“是什么令你离开的？”
“要付出的代价太大，”我说，“剩下一生的日子，永远要在那里度过，夜夜等那个男人回来——多么的羞耻与痛苦。当然我现在一直想念那件双面可以穿的法国貂皮大衣，但只有得不到的东西才是最好的。”
一月复一月。
我现在很出名了，行内人都会说起“珍珠酒店”那个丹薇周……
张汉彪一直没有走。
他找到了工作，在一家厂做工程师，他在我面前永远卖乖，他以为我搬出来是为了他那一席废话，那使他快乐，他认为他救了我。
那聪明的驴子！
但是我常常约会他。
事情过去以后，我也弄不清楚我是哪里来的神力，那天居然背着三件大行李跑到青年会去。
我的意思是，我可能永远找不到工作了，我可能饿死。我的天！但是我搬了出来。
有时候我也觉得笨，至少那套手刻水晶玻璃器皿应该带出来的，我抛弃了一整个奢侈宝藏，真是天杀的奢侈。
我储蓄够钱买了只烤箱，每天做一点甜品。我的
“苹果法兰”吃得张汉彪几乎役香死。
“丹，”他说，“这才是女人呵！”
我用木匙敲打桌于。
“男人！当你要求一个女人像女人的时候，问问你自己有几成像男人！”
“我的天，又来了。”
“老实说，我很喜欢煮食，但是找不到一个甘心愿意为他煮食的男人。当然我会煮食，我会煮巴黎美心餐厅水准的西茶，英国政府发我文凭承认的。”
“我我我！自大狂。”他把苹果法兰塞进嘴里面。
“你吃慢点好不好？慢慢欣赏。”
“那么你为什么煮给我吃？”他问，“有特别意义吗？”
“没有。”我说，“没有特别意义。”
“那是为了什么？”张问。
“你是我惟一的朋友，”我说，“有福同享，你总明白吧。”
“那只方钻戒指，是他买给你的吗？”
“是的，”我看看手，真是劫后余生。
“在那几个月中，你到底花了多少钱？”他好奇。
“我不知道，让我们忘了这些吧。”
“你要去看电影吗？”他问。
“与你去？”我尖着嗓子问，“当然！熟人见了会认为我们是男女朋友。”
“我岂不是你的朋友？”他摊摊手。
“不，”我说，“我们是兄弟。现在是你洗碟子的时候了，好好的洗刷，你知道我的要求很高。”
“我知道。”他绑上围裙，“你有洁痹。”他说。
他到厨房去洗碗，我在客厅看画报。
没有客人来的时候，我很少开客厅的灯，张汉彪这浑蛋是我惟一的客人，所以你可以想象。
第九章
电话响了，“喂？”
“丹薇。”
我马上放下话筒，是他！
“丹薇。”
“打错了！”我说，挂上了话筒。
电话又再响，张抹着手探头出来。
张诧异，但是拿起电话，等了一等，他说：“你打错了。”他放下电话。
张看我：“那是谁？他明明找丹薇。”
“他找到了我，像一篇小说，他又找到了我。”我摊摊手。
张看我一眼，“你可以与他讲条件，要他娶你。”
“他不会，他比鬼还精。”
而且他有了百灵，同样是职业女性。
张说，“是有这种男人的，越是得不到，越是好的。”他取过外套，“我要走了。”
“这次为什么不讲道理？”我追上去替他穿外套。
“你已经得救了。”
“他是个不折不扣的魔鬼。”我替他开门。
“我明天再来。”
“再见。”我说。
“明天烧羊排给我吃。”他问，“怎么样？”
“当然。”我说，“明晚见。”
他走了。
我看着电话，它没有再响。
我觉得这件事处理得很好。想想看，我曾经那么狂恋他。社会上像他这样的男人是很多的，英俊。富有、具气派。够性格，但如果他不是我的，没有益处。
我决定不让任何事使我兴奋，爱恋，升起希望，落得失望，不不不。我喜欢张汉彪是因为他使我平安喜乐。他像一种宗教，我不会对他沉述。
这是张的好处。
我睡了。真不知道如何可以形容这么镇静的，像个没事人一样，我的意思是，我曾经那么爱他。为他几乎发狂。（我为卿狂。）可是现在心中这么平静，短短一个半月中的变化。
现在如果有人提起他的名字，我真的会冲口而出，“他是谁？”真的，他是谁？是的，我认识他，但是现在他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呢？我一点也看不出来。
他对我一点意义也没有。
第二大我照做我应该做的事，买一张汇票，在银行里排长龙，心中××声。银行那张长凳上坐着两个妇女。四五十岁模样，唐装短打上是丝线背心，把脚跷了起来，在那里搔香港脚。
我心中不是没有作呕的感觉，就像看到防火胶板上的三层床，统计一下，那张床上大概可以睡八个人，心中非常苦闷，一点乐趣都没有。
我去上班。
我的工作环境是美丽的，圣洁的，犹如一座高贵的实验室，我是一个暴君，我叫两个学徒天天放工之前把炉箱洗得干干净净，可以照亮人的面孔，地板要消毒，拖完又拖，掉下的面粉屑要马上扫干净。
我们的制服都是雪白的，头上戴一顶白帽子，每日我脱下牛仔裤，穿上制服，把手洗得干干净净。
我对助手说：“不准留指甲，不准戴戒指，不准化妆！”我是个暴君，在我的国度里，都得听我的。
（有一次我自己忘了脱戒指，钻石底下都是面粉。）
不过我与我的臣民们同样地苦干，有时候手浸得发痛。我们的“美艳海伦”梨子用新鲜莱阳梨，罐头？不不。香港不是没有不识货的人，那些会得摆架子的太太小姐，穿姬仙婀皮大衣的女士们会说：“珍珠酒店的甜点真好吃。”
我的服装开始简化，日常是T恤、牛仔裤、男童鞋。一个大袋。另外有一双自球鞋放在公司。我每天都准时上班，早上十一点，准时下班，下午八点，伺候着爷们吃完晚饭才收工。
我自己在酒店吃三顿。
会有笑脸的同事们来问我：“周小姐，还有甜点剩吗？我的小女儿喜欢你的蛋白饼。”
我就会说：“阿梅，给她半打。”
我很大方，懂得做人情。
我可以发誓我在发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