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厅里的沙发上坐着我最不想看到的人，穿着一身黑色的军装，胸口有一枚刺眼的铁十字勋章和一枚银质负伤勋章，帽子放在茶几上，头发在晨光中像黄金一般耀眼，湛蓝的眼睛平静地看着我，嘴角竟然还带着微笑。
“早安，波特曼上尉。”我冷冷地打了个招呼，“很抱歉，我很久都没开舞会了，您穿得这么正式实在是浪费。”
这个恶魔的笑更浓了，但只是轻轻扬扬手，对我的讥讽毫不介意：“不，我只是对您表示一点礼貌，我听说您是个很……讲究的人。”
“快说吧，”我讨厌把时间花在这种人身上，“你到底有什么事。”
“道歉。”他突然异常认真地望着我，“我要为自己那天的无礼向您说声对不起，那是个误会，现在搞清楚了，我……弄错了一些事。”
“哦，主啊，”我不客气地大笑起来，“太好了，上尉先生，您真是太慈悲了。那我可不可以请您立刻开张通行证，我要去看望我的母亲。”
“抱歉，您哪儿也不能去。”
早就知道了--我从牙缝里哼了一声：“你果然是个虚伪的家伙！”
身后的多利奥小姐倒抽了一口冷气，但是波特曼上尉却轻轻地笑了。
“跟您说实话吧，伯爵先生，其实就是我关照过他们，千万不要让您有机会去远一点儿的地方。”
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没让自己的拳头打到他脸上。
“为什么？我又不是你的战俘！”
“您的确不是，可您是个危险分子！我想提醒您，在这里最好乖乖的，不要再犯错，如果您的人道主义精神过于泛滥，那对于您和您的亲人都是很危险的。”
“你威胁我？”
“我的法语很标准，这是‘提醒’。”
“你到底想怎么样？要钱？还是根本看我不顺眼？直说吧！”
“哦，您的脾气真的不太好，伯爵先生。”他微微皱起了眉头，“我记得音乐家都是很有涵养的呀。”
我必须立刻结束这种谈话！
“上尉先生，”我黑着脸嚯地站起来，“如果没有什么事，请您回去吧，我得练琴了。”
客厅里再也不能伪装出和平的气氛，可怜的多利奥小姐已经紧张得快要昏过去了。
波特曼上尉用高深莫测的眼神看了我好一会儿，然后挑高了眉毛，端正地戴上帽子，慢慢走出了客厅。只是在拉开玻璃门的那一刹那用我清楚地看见了他眼睛里浮现出一种不加掩饰的得意和兴奋。
真是个讨厌的家伙！
战争是可怕的，但是每个人都得继续生活。
我没办法摆脱随时跟在身后的“尾巴”，只好减少出门的次数。好在他们除了监视意外，也没干其他的。我叫玛瑞莎尽量少和我接触，因为怕他们对她产生更多的怀疑；不过西蒙和拉丰倒是经常来看我，我在琴房里为他们弹一些轻松的东西，同时打听外面的情况。
“一切正在恢复。”西蒙用无可奈何的口气说到，“不管怎么样，社会还是需要警察、消防队员、医生、工人、银行家、律师……还有其他各行各业，唯一的不同就是现在这些工作都得听德国人的。”
我在手指在键盘上划过，《鳟鱼》的调子一贯都是如此适中甚至带着一点很悠闲的味道，连带着我的表情看起来也似乎不那么烦恼：“征服者需要粉饰太平，这也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
“包括我们。”西蒙自嘲地笑了笑，“毕竟我们还是在枪口下过日子。”
拉丰没有他那样深刻的感触，倒是对我的近况的一直很担心，“最近怎么样，夏尔特？他们还没走？”
“在这附近生根了。”我一点也不想考虑这个问题，“只要我没动，他们就可以蹲在那儿像几棵大树桩。不过玛瑞莎说她附近的暗探都已经减少了，有时甚至会一整天都没有动静。”
“这也算是个好消息。”
“但愿如此。”我可没他那样乐观，谁知道尊敬的波特曼上尉脑袋里究竟在想什么呢？
“你打算怎么办，夏尔特？”西蒙认真地看着我。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我所有的事情都陷入了停顿中，似乎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但是等待什么呢？等他放过我，等一切恢复，还是等战争结束？
“我想先保持这个样子；当然了，我是说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的话。不过我还是要把银行里的现金和贵重物品里的东西全部取出来，现在商店里都是空空荡荡的，照德国人的‘购买’方式，可能不久之后巴黎的日常供应就要开始短缺了……还有就是把玛瑞莎接过来住，听说她家附近那个犹太人的大房子被德国人占了，我担心那里不安全。”
西蒙和拉丰对此也表示同意，可是对我的消极态度却不赞成：“如果他们始终这个样子呢，你难道一直呆在屋子里吗？”
“对，应该做得更正常一点，或许就像从前一样。”拉丰笑着想了想，“去玛索林荫道上的那家咖啡馆怎么样？我听说勒内先生已经重新开业了，而且摆上了红、白、蓝三色花。”
“还有下午的小提琴表演，索非亚总是拉〈马塞曲〉。”
“好姑娘！”我忍不住也笑了。
在阳光明媚的午后，一切都是温馨的。
我坐在“船长”咖啡馆的露天座位上品着一杯南山，西蒙和拉丰则点了同样的法式牛奶咖啡。这里临街，可以看到笔直的大道和茂盛的梧桐树从我们身后一直延伸到街角，阳光从雨蓬上透下来，变得柔和可爱，淡淡的光辉笼罩在每张桌子中心的红、白、蓝三色蝴蝶花上，让它们隐隐约约也显得那么圣洁。
玛勒先生的大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雪白的衬衫、黑色的领结和苏格兰格子花的围裙是他永远不变的礼仪，当他为我添咖啡的时候总是微笑着低下头，问上一句：“味道怎么样，伯爵先生。”
“好极了，只有您才能煮出这样的咖啡。”
在我照例回答之后，他漂亮的大胡子翘了翘，裂开嘴笑了，不过随后就皱着眉头：“可能您不久之后会很难喝到这样咖啡了，我们所有的东西都得靠该死的配给卡。”
他带着隐藏的愤怒回到了柜台前。
西蒙和拉丰告诉我这位倔强的老头最近恨死了在这条街上巡逻的德国兵，他们一来他就把留声机里的唱片换成《英雄交响曲》，并且倒掉正在酒精灯上煮着的咖啡。
“德国人没找他的麻烦吗？”我很担心，“他们的脾气可不好。”
“至少现在还没有，”西蒙耸耸肩，“看得出他们想在法国伪装和平，对这种小小的抵抗行为仅仅是嗤之以鼻。”
看上去是这样，在离我们不到五十米的地方，两个扛着步枪的德国士兵正望着我们窃窃私语，但是没有任何行动。不可否认，与最初的那段时光相比，他们已经变得彬彬有礼，就像常来拜访的邻居，连很多法国人也逐渐放了心。
“他们看上去挺老实，对不对？”拉丰用讥讽的口气说，“或者只是摆出一副最能体现占领者优越感的架势！”
“您说得真是太正确了！”一个陌生的声音突然毫无预警地从旁边插了进来，我们大吃一惊，转过头便看见一个戴着棕色礼帽的男人坐在邻桌冲我们微笑着。
我觉得自己全身的肌肉都绷紧了，而西蒙却惊喜地叫了出来：“戴斯先生，天哪，您怎么在这儿！”